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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 摘要：1937 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国内主要矛盾，随着形式的发展，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开始有些松动，其对内的高压政策也得到了许多的改变。在这一时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中间党派也开始活跃并走向联合。他们积极倡导宪政，迫使国民党做出实施宪政的许诺。虽然后来，国民党政府以抗战时期难以召开国民大会为由而告吹，但是第一次宪政运动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并使人民的宪政意识得到提高。 关键词：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高举起的“民权主义”旗帜唤醒了国人心中的宪政意识。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为实现心中的民主宪政之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而1939年9月到1940年9月，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宪政运动，则规模空前，在当时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并使人民的宪政意识得到了提高。 一、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发起 实现法治下的民主政治，不仅是社会各阶层的迫切愿望，也是抗战形势的迫切需要。1938年12月，汪精卫叛逃事件的发生，使推进民主，更充分地动员人民力量团结抗战，变得更为迫切。在这种背景下，在1939年9月间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实施民主便成为主要的议题。 这次参政会上，国民党元老孔庚领衔与58人联名提出《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该案提出“抗战军事需长期努力，建国工作必须同时进展”，故“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 1939 年10 月1 日，由救国会、第三党、职教派、乡建派，青年党、国社党及无党派参政员张澜、褚辅成、沈钧儒、莫德惠、张申府、王造时、章伯钧等二十五人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为了切实推进宪政运动，在1939 年11 月19 日举行的第四次宪政座谈会上，在沈钧儒主持下，决定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并推举沈钧儒、董必武、孔庚、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史良等八十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 二、国民参政会的“期成宪草” “期成宪草”是在罗隆基等教授派参政员的修宪草案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个“修宪草案”最主要的内容，是设计了一个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民大会职权的常设机构——“国民议政会”。鉴于政府权力足以借助战争的需要而无限制地膨胀，提出设立这样一个监督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的机构。 1940年3月20日，宪政期成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其间，宪草修正意见除民间团体自发提出者外，正式由参政员提出的有八件。会议经过十天讨论，“就原案或存或改或补或删，将8章147条改为8章138条”，名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即简称的“期成宪草”)。 《期成宪草》虽参照了各种意见，但更倾向于“昆明宪草”，即增设了“中央与地方”一章，取消了五五宪草有关教育的规定，只是把国民大会常设机构的名称由“国民议政会”改为“国民大会议政会”。《期成宪草》对五五宪草的最大修正，是它缩小了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立法技术部门)，扩大了国民大会的权力，这样，总统及行政部门的权力便受到议政会较多制约。《期成宪草》是在中间党派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战时中间党派在这场宪政运动中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设计，反映了他们要求参与国家政权以打破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政治心理。 三、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宪政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5日下午，本次大会正式讨论宪政期成会历时数月所提出的宪草修正案，由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主持，各党派参政员140多人以及特别来宾、国民党一些党政要员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立法院长孙科首先报告“五五宪草”的起草经过，并强调说它是以建国大纲为依据，完全是“遵奉总理的三民主义”，具有“过渡性和进步性”，因而认为这部宪草“大体可采用”。 蒋介石接着强调“权与能分开”和“政权与治权划分”两原则是孙中山“在政治上最大之发明”，所以应“为中国制定宪法所必须遵循者”。这些话透露出他们将要否定“国民大会议政会”方案的意向。 4月6日下午讨论“期成宪草”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罗隆基、左舜生、罗文干、周炳琳、王造时、邹韬奋、董必武等力主维持原案。而国民党参政员大多反对。就在双方互相争论、宪草其它各点尚未展开讨论的情况下，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不等大家发言，手拿着蒋介石所写的一张纸条，当即宣读，就算是决议：(1)本会宪政期成会草拟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暨其附带建议及反对设置议政会之意见，并送政府。(2)参政员对于《宪法草案修正案》其他部分持异议者，如有40人以上之连署，并于5月15日以前送本会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