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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及1919年南北议及中陕西停战问题【摘要】1919年南北议和是继民元议和之后的第二次南北议和，它的促成虽有直系军阀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对西南主和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国内要求南北和平统一的舆论压力。由于皖系军阀阴谋梗阻和议故意攻陕，而陕西停战又被南方政府视作是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所以陕西停战问题遂成为社会舆论关注南北议和的一个焦点问题。 【关键词】社会舆论； 南北议和； 陕西停战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49-02 徐世昌当选北方总统之后，积极运动南北和平，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发布前方军队罢战退兵命令。但是，陕西、福建两省则以“剿匪”为由，被北方排除在停战议和的范围之外，陕、闽两地受孙中山影响的护法军队继续遭到北方军队的猖狂进攻。鉴于南方政府对于陕闽停战态度坚决，为促成南北议和的实现，李纯就陕闽问题提出五项方案，南北双方均表赞同。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徐世昌公布五项办法，饬令北方军队停止攻击，南方亦随即饬令靖国军静观其变。此后，南北和会在上海召开，双方代表依李纯提议公推张瑞璣为监视停战划界代表。但是和议虽开，陕战未停，在二月二十六日第四次正式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谓，“昨晚接于右任十七日由陕来函，报告陕西有几处尚未停战，且盩厔县靖国军于十六日退驻郿县”，足见十三日以后到十七日以前，北军仍在进攻我军，“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二月十三日以前之事，姑不苛求，暂按五条办法商榷。今并此五条尚未实行，如何解决”?豍？因陕西停战问题未得北京圆满答复，第五次正式会议之后南北和会陷于停顿。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声中，在长江三督及吴佩孚师长的担保之下，和议重开。但是陈树藩仍不顾北京政府停战指令，于和议重开之后继续攻击乾县等地，南方代表屡次提请北方政府撤换陕督陈树藩，但终至和议破裂，陕西督军一直未撤，陕西战事一直未停，陕闽停战终成为困扰双方代表的难题和人们关注议和的焦点。 北方政府以陕闽“剿匪”非对南作战为由，将不包括陕、闽二省在内的停战退兵令发出之后，舆论界一片反对之声。署名为“庸”的论者指出：“陕西多匪，不自今始，何以各路会剿，不先不后，适于此际大举？”“庸”认为，以陈树藩的军队担任剿匪，“即使所剿真为土匪，亦不过袭以匪平匪之末策”，如此剿匪，“在南方固绝对不承，即一般国民亦难为当局曲解耳”?豎。对于南北之间的“军”、“匪”之辩，多数论者指出，辩匪以实不以名，凡能恪守纪律者，皆当称之为军，凡为焚杀淫掠者，皆当认之为匪。他们认为，“在军政府而不认为西南之正式军队者”，北方以“匪”剿之可也；但“军政府而既认为西南正式军队，则其军队行动自有军政府负责，此后有类于匪之行动，扰害地方者，可以质问，而今则不能加以匪名而剿之也”。对于北方政府坚持将陕闽划出停战区域以外的真实用意，舆论方面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有论者讽刺北方政府：“曷不明言之曰：陕与闽不以属南，故在所必剿。龂龂于匪不匪之间又奚为者？”与此相反，舆论对南方军政府针对陕闽问题所提三项建议，则颇表同情。如署名为“默”的论者认为，“军政府新提之议和三条件，以事实言之，似甚近情，易行者也”。认为南方如是主张，“已极力迁就于调停方面，而表示其让步之意”。但也有个别论者指出，“闽陕两省，遍地萑苻，苟关心于地方治安者，无不主张剿办”，并称“南军之中，大都绿林、潢池之人物，舍此而求所谓夙经训练之军队，盖寥寥不可多得”。认为西南反对北京政府在陕闽剿匪，是“以匪护匪而已”。 笔者认为，北方在和会未开之时引以攻南的陕省土匪问题，纯属借口。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一、土匪扰乱地方，非止陕西一省，陕西土匪之患，在陆建章督陕之时已成燎原之势，而非始于一九一八；二、收匪为军、军匪莫辨，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普遍现象，如陈独秀所言，“陕西全省的兵，除了胡景翼的一旅和管金聚的一旅，无论南北都是土匪”，胡属南，管属北，北方以匪剿匪，颇难服人；三、南北双方若就停战问题争持不决，不仅和会难开，而且适为土匪提供趁火打劫之机，北方若真心剿匪，较佳的解决方案仍是与南方停战划界，速开和议，各剿己方界内之匪。 在南方的坚持和舆论的压力之下，北方政府同意李纯提出的五条办法，对陕闽问题的主张改变为停战划界、各剿各匪。但陈树藩不顾徐世昌的停战命令，于二月十三日五条办法公布以后仍继续攻陕，引起了陕民和全国舆论的一致愤慨。如陕人杨铭源、周愚夫、王炳灵等于南北和会已正式开议三次之后，曾致电南方总代表及各分代表，谓“昨接三原十四日来函，据称东路亦有激战”，认为“北庭既已攻陕，划界监视从何说起，即派张瑞璣前往，亦属无益”，因而主张“此后任何议题，非陕事解决后万勿提出”。和平联合会亦致函朱启钤，认为，若旅沪陕人杨铭源等所言非虚，则贵代表“所谓十三日以后完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