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中国低生育率研究.pdfVIP

第十八章　 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中国低生育率研究 第十八章　 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中国 　 　 　 　 　 低生育率研究∗ 李建新　 聂 磊　 常庆玲∗∗ 一　 引言 我国人口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 我 国低生育水平过程之中一直存在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 而西方社会低生 育水平完全是社会经济因素和生育观念自发转变的结果。 因此， 在有关我 国低生育率水平影响因素的讨论中， 社会经济因素、 计划生育政策、 生育 文化观念成为三大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当今我国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讨 论中， 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重要的因素， 加之传统生 育观念如 “养儿防老、 多子多福” 等仍然存在， 因此， 在没有计划生育政 策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倾向于多生， 一旦生育政策放开必然会引起生育率 的大幅反弹。 但另有一部分学者研究指出， 即使在那些政策允许生育二孩 的地区， 人们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生育二孩， 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正在逐渐 减弱， 而社会经济因素正在上升， 年青一代正为追求自身发展而倾向于少 生或不生。 那么， 当前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社会到底是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 其 背后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 本文以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 和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数据为基础，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 分析框架下尝试描述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特征状态， 厘清有关我国低生育水 平主要影响因素的认识与争论。 ❋∗原文收入中国人口学会２０１３年年会论文集， 本文有修改。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聂磊、 常庆玲， 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 ２５６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二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转变以及生育率转变的理论研究， 西方可谓是汗牛充栋。 但 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乃至微观， 这些关于人口转变或生育率转变 （差异） 的研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彭松建， １９８７； 李竞能， ２００４）： 一方面是着 重于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如莱宾斯坦 （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的边际孩 子合理选择理论、 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 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伊斯特林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的生育率决定的供需理论以及卡德威尔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的财富流 理论； 另一方面研究是着重于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如 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 和布莱克 （Ｂｌａｋｅ） 的社会结构的生育率理论、 弗里德曼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的人类生育社会学理论以及散落在众多经典研究中非经济因 素分析， 这类非经济的社会因素是如婚姻家庭关系、 文化观念、 教育水 平、 妇女地位、 生活质量等。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以后， 针对欧洲自二战婴儿 潮之后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且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现象， 西方学术界又 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解释， 如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邦戈茨低生育率模 型、 孩子成本效用理论、 社会文化方面的扩散理论、 性别均衡理论以及生 育文化的解释等 （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 ＆ Ｖａｎ ｄｅ Ｋａａ， １９８６； Ｖａｎ ｄｅ Ｋａａ， ２００８； 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２０１０； 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２００１； 贝克尔，２００５； Ｍｏｒｇａｎ ＆Ｋｉｎｇ，２００１）。 这其中，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比较综合， 具有影响力。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缘起于欧洲， 二战后欧洲各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婴 儿潮之后， 相继进入长时间的生育率低迷期， 除了生育率水平持续低于人 口更替水平之外， 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 针对这种传统的 人口转变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欧洲学者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与Ｖａｎ ｄｅ Ｋａａ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 ＆ Ｖａｎ ｄｅ Ｋａａ， １９８６）。 这一理论指出， 相对于第一次人口转变， 第二次人口转变 对低生育水平的解释主要集中创新制度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 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