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的核心问题是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docVIP

“去产能”的核心问题是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微观领域，但成因却是跨领域的。这需要打破部门分别改革的传统格局，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从国家治理结构整体来考虑，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金融政策也要在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加以完善。以整体观推进去产能，就是要去掉针对单个行业、企业的扶持政策，去掉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和扶持政策，去掉各部门单兵突击的管控思维。建立以整体观为核心，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体系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 　　当前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产能过剩的测度、成因、机理及化解路径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分歧。从宏观视角，产能过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产能过剩与当前经济下行孰为因、孰为果？“去产能”是供给侧的问题，还是需求侧的问题，抑或两者兼有？“去产能”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主导，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的政策体系？诸如此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都有待深入。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问题是加快结构性改革，并把握好“去产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扭曲 　　供给与需求在时空上是可以脱节的。从短期来看，供需脱节总是存在的，可以通过库存、存货来调节；但从长期来看，供需脱节不能持久，如果持续脱节，就会出现经济下行，甚至导致危机。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就是供需出现结构性脱节，不仅在微观层面，而且在宏观层面表现越来越明显，这是经济下行的直接因素，也是当前这个阶段多方面问题的集中表现。 　　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一方面，若干行业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另一方面，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自主创新不足、附加值较低，大量消费外流。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 　　调研中发现，由于体制性原因导致的供需不匹配现象仍非常突出。如当前我国的发电价以及各厂发电量主要由发改委制定，相当于仍是一种计划经济。而这样的一种价格机制下，发电端厂商没法自行根据市场确定最优价格和最优发电量，部分电厂产能利用率不足50%；而用电企业被高电价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市场选择权，一些地区直购电或电价补贴政策的不明确、不连续，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决策。这说明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 　　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必须是“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可惜的是，由于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搭建一个新的国家治理框架，这个框架搭起来以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二、“去产能”的核心问题是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产能过剩顽疾的成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国有经济退出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政府希望国有经济在这类产业中保持一定的“较强影响力”，政府在这类行业中保留了大量管制性、干预性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倾向于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类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规模大、人员多，政府不希望大企业破产退出造成经济下滑、失业加剧、财政收入锐减，故而一些落后的国有企业难以退出市场。如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包括发电、民航等），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产业（包括天然气、煤炭、黄金、盐业等），管制性产业政策影响力过大。一些支柱产业的重要骨干企业（冶金、技术装备、汽车等）和科技产业，国有企业直接运营仍占一定比例。 　　第二，中央、地方对产能过剩行业共同施加有缺陷的产能管制政策，造成产能无序扩张。采用行政管制手段治理产能过剩，政策部门必须对未来供需形势、未来市场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进行准确预测，但是这种误判恰恰成为政府失灵的重要根源。 　　第三，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体制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土地、资本，还是水、电、气等，要素资源配置的权利仍有很大部分掌控在政府手中，价格双轨制、产权模糊不清等现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许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扭曲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根据调研，企业自身虽也有压减产能的意愿，但又担心全国缺乏统一部署，其他企业不压减，造成“谁先动谁被动”的局面，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地方政府出于对财政收入、就业以及经济总量的考虑，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