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与朱熹的“天道”思想（下）.docVIP

《四书集注》与朱熹的“天道”思想（下） 　　1 朱熹的教化观――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想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以“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作为其本体论中“自然存在”之本源后，紧接着就点出“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因为在朱熹看来，民之“天性”是不齐全的，所以要“明德”，而“新民”正是“明明德”逻辑的自然延伸，可以说所谓“明明德”即是“新我”，由“新我”推己及人，即是“新民”。“新民”的方法与手段即是“新我”的方法与手段，而“新民”是“新我”即“明明德”的最终完成。因此，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将“在亲民”诠释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隐含着将“在亲民”作为“大学之道”的教化手段、目标之意。据学者考证，“民”在古汉语中指的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大众，即周代的“小人”。孔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如果从政治学概念进行区分，“民”是一个特定称称谓，它特指被治理的对象。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称的“新民”中的“民”系指是处于下位的民?。从朱熹诠释的“亲民”观之，朱熹主张的是全民教化之道， 包含着“新民”、“自新”两层含义，朱熹强调“大人”对民的教化是实现“新民”，朱子的“新民”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在“大人”自我完成“明明德”之后就要对“民”进行教化，使“民”也从“旧”的状态回归到“新”的理想状态，教化是朱熹“新民”的重点与核心，在此体现了朱熹对儒家传统教化思想的传承，一是要求圣人君子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所谓“表端影正，源洁流清”，从而使民自新。二是正如他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写道，“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意思是，那些在天所降生的子民中，特别出类拔粹的，就代“天”承担了教化之责譬如伏羲神农等、孔孟、二程，以及朱熹自己。“自新”是要求众人（包含“大人”在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终，通过“新民”、“自新”共同达到“至善”的境界。 　　朱熹将“亲民”诠释为“新民”，不仅在于学者所说的个人的教化之道向外幅射，以此区别于王阳明要走的士人内修之道，更是凸现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以“亲民”进行社会教化的内圣需求与内在特性，实质上体现了朱熹对当时已日渐腐朽的晚明政权背景的深深担忧，强调对人（包括个人的、全社会的）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理念等进行全面改造和彻底更新的必要性，也就是所谓的“自新新民”。因为在当时的晚明，社会奢靡、风气颓废、挥霍日盛、国力、日渐衰退、社会人心日渐背离，从战略方面考虑，从长远大计为国家社稷作想，朱熹希望以“新民”路线，努力使人民群众能够发自内心地服帖于君王的皇权统治，在“新民”的过程中，以人民群众对本性的自我规制，实现对既有家国秩序、统治习惯的维护，希图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千秋万代。 　　在圣人的教化作用中，朱熹特别阐述了诉讼的教化功能，朱熹特别对《大学》第四章中，出现的关于“诉讼”的记载加以注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光从孔子所说，只能得出结论认为，关于审讯诉讼事件，孔子和别人的看法是一样的，但他的愿望是要使天下人不发生诉讼事件。可经过朱熹的诠释，揭示了孔子“使无讼”的原因，“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朱熹认为，因为圣人能让那些不讲实情的人不敢讲夸张荒唐虚假的大话，圣人的清明德性、以及圣人德性显露的过程，自然有使民众服气害怕的气概，自然打官司的人就少了。由此可看出，朱熹对于法和诉讼持本能的恶感，认为诉讼几乎都是由那些不讲实情的人、讲夸张荒唐虚假大话的人所挑起，他认为只要这样的人不敢挑起诉讼，诉讼自然就少了，而让这样的人不敢挑起诉讼的原因是什么，朱熹认为还是要依靠“圣人”之言、“圣人”之德，这与朱熹始终强调的圣人“新民”理念分不开。 　　在朱熹看来，在社会存在中，“新民”是本质追求，“教化”始终居于教化中的基础、核心的位置，而正是教化把“新民”目的性和因果性的二元基础作为统一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引入到社会存在中。但在西方的自然法思潮演变过程，在社会存在中，“新民”也是本质追求，但却放弃了“教化”的手段，代之以其他民主法治的手段和举措。如果以法哲学本体论的观点来说即是，前者是社会认可向自然认可靠近的“法自然”的过程，后者是以社会认可确认自然认可、以自然认可支配社会认可的 “自然法”的过程。 　　2 朱熹法哲学本体论思想的辩证统一 　　朱熹法哲学本体论的自然存在思想和社会存在思想并非彼此割裂，卡尔奇一直坚持：“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本体论之上。”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写道，“天命之谓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