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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看到这些数字，我们真的是坐不住了。”一向冷静的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花名：灭绝师太）也难以平静。 　　2月27日，阿里巴巴2017年度打假工作沟通会披露出了这样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而这背后是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 　　但是，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在这33起案件涉及的47人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也就是说，10亿元仅仅换来了10名制售假者入狱。 　　郑俊芳代表阿里巴巴对外呼吁：“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她说。 假货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 　　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8月底，往前推12个月，仅仅在阿里平台上，就共计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业内人士透露，假货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因为阿里巴巴只是假货的众多销售渠道之一，还有诸多更加难以监控的网上销售平台，以及规模更大更分散的线下市场。 　　就算阿里能把假货都清出平台，假货就少了吗？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只要假货源头没有打掉就不可能，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共治的问题。郑俊芳透露，阿里曾经做过匹配，把过去一年中被阿里关停的企业店铺跟另外一个B2C网站进行匹配，结果发现对应的同样的营业执照还有差不多1600家在开。 　　再比如，阿里关停了一家销售假冒伪劣减肥药的淘宝店，警方顺着这一线索进行全方位扫描发现：这个售假团伙有超过4000名成员，遍布32个省市，绝大多数利用传销的方式通过微信群招募上下游。该减肥药成本是21元/盒，但售价268元/盒，比贩毒的利润率还高，警方在现场查获的现金量就高达4000万。 　　无孔不入的假货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巨大的发展障碍。2016年，中国政法大学联合政府部门共同发布的《中国诚信建设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不诚信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 　　宝洁、三星都曾表示，每年由于假货带来的损失高达数亿美元，即使投入数百万美元打假，但收效甚微。而对于一些创业公司来说，甚至会带来灭顶之灾。更为关键的是，假冒伪劣会严重损害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的形象和信誉，已经是一颗不得不除的毒瘤。 打假为何总是“空转”？ 　　“过去一年，我们整个专案团队非常苦，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受苦蹲坑，被狗追、被狗咬的情景，他们一直都在经历。但换来的成果却让人难过，因为我们几乎是在‘空转’。阿里和公安干警，甚至全社会，用了巨大的资源来解决假货问题，但却看不到能够解决它的希望。”郑俊芳表示。 　　企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后等待处理。而立案、进入司法程序和量刑判决的过程非常漫长和艰难。 　　因为违法成本太低，所以有一些人反复在这个链条中获益。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透露：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而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阿里举报后，警方查处假货现场。 　　越来越多的制售假者学会了钻现有法律法规的空子，用各种方法规避制裁。阿里和警方曾经到某镇查处一个涉假服装网店，但他们都是定制“白版”衣服，通过微信采购涉假商标，每天卖多少量贴多少标，最终执法人员只查到10件贴有涉假商标的成品服装。 　　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对于假货的规范散落在多部法律中。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表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还有很大完善余地，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是1997年制定的《刑法》中规定，这么多年从未调整过。“这个标准已不适用于现在，而且在实际办案中很难进行换算，可以考虑按照件数来定起刑标准。”同时，他还建议应禁止适用缓刑，因为这会导致很多售假分子再犯累犯率很高。 　　再比如，制售假处罚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是《产品质量法》，该法诞生于1993年，24年过去了，罚款标准仍停留在5万元标准。有专家认为，目前制售假相关的法律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和经济的发展，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也过小。以美国为例，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对于公司的处罚甚至会高达1500万美元。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假货这颗毒瘤正在对中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