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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迪案：辩护交易何以合法 　　“自愿”认罪：有时并不心甘情愿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被告人以放弃庭审权利为代价，与控方就指控和量刑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查和认可后，在不经历完整的庭审的情况下，就能结案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这一实践在19世纪就已经在美国出现，进入20世纪后得到突?w猛进的发展。目前，在美国，适用辩诉交易方式处理的刑事案件比例在95%～96%之间，在英国这一比例也高达87%左右。虽然辩诉交易实践在美国已经有至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是直到1970年的布雷迪诉美国案（Brady v. U.S.），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才被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确认。提起诉讼的人叫约?布雷迪。1967年，他以原审判决错误为由，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法院释放自己――此时，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八年时间。案件要从1958年6月说起。时年25岁的无业青年布雷迪爱上了有夫之妇南希?博布里特，还让她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一贫如洗的布雷迪决定弄点钱来养家糊口。于是，他和南希的兄弟唐纳德?博布里特合谋，打算抢劫银行。为了实施抢劫，他们还需要一辆速度快、性能好的汽车。布雷迪提议，窃取其朋友布鲁克斯新买的一辆福特汽车。于是，6月27日，他们在布鲁克斯家附近的马路上横了一根圆木，守候在那里等他回来。当布鲁克斯停车下来移动圆木时，两人从隐蔽处跳了出来，用猎枪击打布鲁克斯的头部，随后将其拖到汽车后座上。布雷迪开车将昏迷的布鲁克斯带到事先预谋“动手”的一处空地。两人用衬衫勒死了布鲁克斯，并将尸体搬到树林深处抛弃。但是，自始至终无法弄清的细节是，到底是谁下手勒死布鲁克斯，两人对此都不承认，且分别指称对方“才是动手勒死布鲁克斯的人”。这一细节查不清楚，就无法对两人定罪量刑。 　　布雷迪对警方表示，想偷车、出主意、用枪管击打布鲁克斯，都出自自己之手。但是，他否认自己有谋杀的故意和行动。当两人将布鲁克斯搬到车后座上后，博布里特想用枪打死布鲁克斯时，他还出言阻止；博布里特坚持要勒死布鲁克斯时，他就没有再说话。然而，博布里特那一面的证词却不能支持这一说法。他先是称自己才是劝阻同伙的一方，而后又提出，布雷迪和他共同作出了灭口的决定。勒死布鲁克斯，是布雷迪的主意，自己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 　　1959年7月，对于布雷迪的审判开始了。他因触犯联邦绑架法而受到绑架指控。依照绑架法（a）条款，如果受害人在解救时已受到了伤害，在陪审团的建议下，可以对被告判处死刑（以下简称死刑条款）。由于在该案中，指控书认定，受绑架的受害人被解救时已死，因此如果经审判团审判，布雷迪可能将面临死刑。 　　但是，由于案件的细节错综复杂，布雷迪和博布里特互不认账，控方摸不清细节。如果交由陪审团判断，说不定也会因“证据链条不成立”或“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导致罪名不成立。为此，控方和辩方最终达成了协议，布雷迪承认抢劫罪成立。在审判法官两次询问，他接受“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之后，法官认可和接受了他的有罪供述。布雷迪被判处50年监禁，后来被减刑为30年。最后，服刑至18年时他得以假释出狱。 　　有趣的是，当服刑至第八年时，布雷迪和他的律师决定“放手一搏”，提出申诉。他认为，他的有罪答辩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做出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他当时受到“死刑条款”的恐吓，担心再进行审判，会被判处死刑，从而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第二，他当时的辩护律师向他施加了不应当的压力――这就是前面说到的，法律专业人士的冷漠合谋，只想着尽快结案收钱，而未为当事人进行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第三，他当时受到了减刑和宽大处理陈述的引诱。事实上，他被认定有罪之后，仍然被关押在死刑囚牢内“服刑五十年”，所谓的宽大处理显得并不那么有说服力。 　　布雷迪主张，审判法官并未完全遵守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有关审查有罪答辩自愿性的条款，要审查他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接受辩诉交易。然而，在举行听证后，新墨西哥地区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诉。法院先是认定，辩护律师并未向他施加“不被允许的迫使他做有罪答辩”的压力，所谓的“减刑和宽大处理的承诺”也并不成立。法院认定，布雷迪做出有罪答辩，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共同被告将做有罪答辩，而不是因为“死刑条款”或法官的任何行为。新墨西哥地区法院得出结论：“答辩是在自愿和明知的情况下做出的。” 　　辩诉交易合法性的基础 　　布雷迪不服，上诉至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在上诉法院维持新墨西哥地区法院的裁决后，他进一步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此时他援引了1968年的一项判例，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就是美国诉杰克逊案（States v. Jackson）。杰克逊同样被指控犯下绑架罪，但法院认定“死刑条款”违宪，因为该条款仅根据陪审团的建议就可以判处死刑，从而迫使被告必须以放弃陪审团审判为代价来规避死刑。联邦最高法院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