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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参与制度与文化保护研究 　　摘 要：旅游开发初期，为改变现状，村民往往会“屈从”于政府或开发企业，各种矛盾被暂时掩盖。随着开发的深入，利益分配差异引发的矛盾开始显现。这种由制度缺失引发的经济制约因素已成为许多旅游学者竞相研究的热点。贵阳市乡村民俗旅游要能够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开发管理过程中建立政府、开发企业和村民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制度明确村民参与权限和利益，使三者形成开发管理和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合力。 　　关键词：村民参与；旅游开发；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029-02 　　一、民族村寨村民参与旅游制度研究背景 　　贵阳市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和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近些年，一直把以民族村落?橐劳械南绱迓糜畏⒄棺魑?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随着乡村民俗旅游的蓬勃兴起，村民与其他开发主体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成为贵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乡村民俗旅游的参与者主要有政府、开发企业和村民，各主体凭借各自的资源参与旅游开发，并从中获得收益。目前，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政府凭借其对土地、公共资源的控制，在开发管理中处于“强势”地位。开发企业凭借其对开发资本所有权，在利益分配中也处于“优先”地位。村民通常被定位为“帮扶”对象，在旅游管理中处于“弱势地位”。旅游开发初期，为改变现状，村民往往会“屈从”于政府或开发企业，各种矛盾被暂时掩盖。随着开发的深入，利益分配差异引发的矛盾开始显现。这种由制度缺失引发经济制约因素已许多旅游学者竞相研究的热点。 　　二、村民参与旅游制度研究的必要性 　　乡村民俗旅游开发的模式按照主体的作用地位不同分为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村民参与；二是开发企业主导，村民参与；三是政府引导，村民自主开发。三种模式都离不开村民的参与。村民在不同模式中的主体地位不同，利益保障实际效果迥异。原因在于，乡村民俗旅游开发主要依托于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村民作为单体物质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的载体，具有资源所有者和资源本身双重身份，这样身份属性决定其在开发中应具有不可或缺主体地位。但现实的开发中，村民的主体地位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当意识到自控资源被用作旅游开发，而自身参与旅游的主体地位与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的时候，旅游资源开发中不和谐现象就会频生。 　　三、贵阳市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近几年，依托传统村落的贵阳旅游发展非常迅速。2014年旅游总收入为874.39亿元比2013年的728.66亿元增长了20%，2015年旅游收入1 040.5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9%。贵阳市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布依族、苗族分布广泛，传统自然村落多为少数民族村落，这些村落散布贵阳市 的山水田园之间，成为贵阳市发展生态旅游的有力支撑。无论是花溪镇山村、乌当香纸沟，还是修文六广河、开阳十里画廊，无不是依托当地村落与民俗资源发展旅游的，可以说依托乡村与民俗的生态旅游已成为贵阳旅游的重要内容和亮点。 　　四、贵阳市村民参与旅游制度缺陷引发的问题 　　以村落与民俗为依托的生态旅游在为贵阳市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的同时，一些现象也值得重视，尤其是村民参与旅游制度缺陷引发的“消极”行为和无序竞争，已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1.旅游资源权属不明确，使得村民参与旅游的权益保护欠缺 　　作为旅游开发主体的政府、开发企业和村民，因其对旅游资源掌控程度不同而获取的利益迥异。从目前国家产权法规对旅游资源权属界定来看，旅游资源权属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如个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权属的不清晰为各方谋求开发管理权限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权利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开发管理中各自地位，地位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管理架构与权益分配机制。 　　从笔者走访的贵阳市乡村民俗旅游项目来看，政府、开发企业和村民自主的开发模式都有出现。一些资源禀赋高区域，旅游开发多采用政府主导模式，或者政府引导，开发公司投资的模式，如花溪十里河滩、开阳南江大峡谷等。而资源禀赋差的区域多以村民自主开发模式为主，如花溪镇山村、乌当的情人谷等。从笔者调查的村落来看，不论是政府开发，还是企业开发，政府、开发企业获得的权限很大、收益较多，而村民的权益保护和参与程度非常有限。村民自主开发管理模式虽能有效保护村民利益，但资本的欠缺与客源的不稳定使得村民获得的收益十分有限。在村民权益没有保障前提下，村民就会“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王汝辉），“主动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一落千丈，甚至瞬时为零”（周其仁），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变得非常困难。 　　2.缺乏应有的制度措施，村民参与旅游的权益没有保障 　　制度是权益最好的保障。必须将权益通过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各方权益有章可循，这是权益保障的前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