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中国公民.docVIP

陶短房：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的中国公民 血浓于水，中国公民在海外遇险引发国人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若不“示之以强”，劫匪的“成功效应”会不胫而走，引发效仿和连锁反应，一些人甚至主张直接或间接动用武力；也有人认为“生命至上”，破财免灾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到底应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的中国公民？ 2012年1月28日和1月31日，短短4天里，非洲接连传出两起中国员工被劫持事件。中国公民在海外遇险引发国人广泛关注，事实上早在2004年，就有两名中国水利工程师在这里被SPA武装人员绑架；1年前被劫持的5名员工，和此次的中国员工同属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不仅如此，JEM等组织自去年起已多次对中国石油设施发出恐怖威胁，有关方面本应认真对待这一系列警示，或权衡得失，选择安全第一的回避姿态；或利用中国在苏丹和平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力，加大对中国利益的保护力度，遗憾的是，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和关注并不充分，且多数作为“偶发事件”、“突发事件”处理应对，而从前述可知，这些看似“偶发”、“突发”的事件，其实无一不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老病灶”。 今2000多家中国公司和数以万计中国员工散布在非洲各国，有观点认为，若不“示之以强”，劫匪的“成功效应”会不胫而走，引发效仿和连锁反应，一些人甚至主张效仿美军在索马里的作为，直接动用武力解救，或运用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督促当地政府出兵；也有些人认为“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只要能确保人质安全，破财免灾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到底应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的中国公民？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并不具备在非洲随时、随地武力解救的实力。 中国经济影响力大增，军事影响力却尚未相应提高，加上自身外交政策的制约，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只限于别热点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这些有限的陆上武装多为非战斗部队，人数和装备并不适合进行带有浓厚特种作战意味的人质解救行动，且其活动须受相应联合国特遣团调遣，并非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此次发生人质危机的苏丹，就驻扎有少量中国“蓝盔兵”，但他们的使命是维护达尔富尔地区和平，无权越界进入相邻的南科尔多凡。不仅中国，此前苏丹各地曾多次发生绑架西方人质的行为，相关国家也并没有动用蓝盔兵解救——不是不想，而是无权如此。 除了陆军，海空干预也是武装干预的途径之一，各国在非洲也曾多次使用过这种干预手段，比较成功的包括1976年以色列奔袭乌干达和1977年西德奔袭索马里解救被劫客机上乘客，和1978年法国、比利时空降兵在扎伊尔突击科卢韦奇，解救2500名欧洲矿业公司人质等，但这些事件或发生在无政府状态的特殊时间、地点（如美国在索马里的行动），或通过复杂外交手段争取相关国家谅解（如科卢韦奇战役法国、比利时争取到美、英等国的理解和资助，和扎伊尔本国军队的参战），且拥有合适的装备和兵力（如西德出动的是专为反劫机组建的第九边防大队，法国则在非洲一直保持大量驻军和基地），倘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便超级大国也无能为力，如美国由于在非洲势力不强，只能仰赖英国基地的支持和印度洋的海、空优势，在东非沿海采取强硬军事行动，而在非洲其它地区则只能取守势。中国在海、空军方面欠债较多，索马里沿海护航就牵扯了大量精力，除利比亚撤侨或索马里沿海反海盗等特殊行动外，缺乏在非洲大多数地区实施军事干预的能力。 其次，武力解救并不一定是上策，有时甚至是下策。 绑匪的性质不同，动机各异，有些具有强烈的伤害性、侵略性，有些则“求财不求命”，有的既不求财，也不求命，而是有其它特殊诉求，一味采取武力解救，有时会弄巧成拙，刺激对方陡起杀心。 此番两次人质劫持事件就有其特殊性： 1、事件肇因都系当地固有矛盾，并非中国势力介入所造成。 苏丹南科尔多凡事件系苏丹内战历史遗留问题和南科尔多凡与喀土穆关系问题的复杂产物。由于苏丹南北分治后SPLM-N拒绝解除武装，成为单纯政治反对派，又与达尔富尔的几个反政府派别如正义与公平运动（JEM）、苏丹解放运动米纳维派（SLM-M）等组成“苏丹革命阵线”（SRF），令喀土穆当局感到威胁，加上南科尔多凡毗邻南苏丹和达尔富尔，又可能蕴藏原油，系兵家必争之地，自去年9月起，苏丹政府军对该组织发动清剿，迫使其一部逃入南苏丹，另一部在南科尔多瓦州努巴山区和政府军周旋，此次人质劫持事件发生后， SPLM-N坦言，之所以劫持人质，是为了拿中国人当挡箭牌，抵挡政府军的围剿，声称“一旦时机成熟便释放中国人”；埃及西奈半岛事件则由于斯瓦尔克部落中有部分成员因2004年10月塔巴希尔顿酒店连环爆炸案（34死105伤）被警方以“涉嫌恐怖袭击同谋”为由拘捕，其中5人被拘押至今，穆巴拉克下台后新当局曾许诺早日释放这些被拘押者，却迟迟不见下文，甚至无人关注，绑架者的动机是借劫持“外宾”提请当局和外界关注，至于这些“外宾”是哪国人并不重要。 2、劫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