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及民族性之间.doc

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20世纪是自由主义高奏凯歌的世纪，也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民族主义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象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那样，赋予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也有可能与各种专制的威权主义或反西方的保守主义相联系，成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借口。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将之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相结合。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不仅需要历史的实证，也需要学理上的理据。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个以个人自由为本位，另一个以群体的归属为指向，如何整合为同一个意识形态呢？自由民族主义的出现，部分地回应了这一难题。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坚信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为了保证这样一个多元世界的存在，个人的选择自由很重要，同时也需要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和平共存。因而柏林在坚持消极自由的同时，又十分重视个人的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价值。1 他与其牛津大学同事，著名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一起，成为自由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柏林的学生、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所发表的《自由民族主义》一书，对自由民族主义理论作了系统的探讨。2 　　那么，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没有出现过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呢？我的研究将表明，从晚清到民国，从梁启超到张君劢，有一条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致力于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虽然他们不曾以自由民族主义自我命名，但在既肯定个人的自由意义，又寻找民族的集体认同这一点上，与柏林等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自由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何使这一共同体既是一个普世性的自由民主政治共同体，又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认同的民族共同体。本文将梁启超和张君劢的思想放在启蒙的背景里面，重点研究他们在学理上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打通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公共认同、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又是如何从政治民族主义转向文化民族主义，从国民共同体转向了民族共同体；他们是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在自由主义看来是互相对立的价值，在梁启超和张君劢那里，又是如何实现了和谐的互补，从而建立了一种与柏林有所区别的中国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一， 自由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化　　1,民族国家的两种共同体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不仅体现为一整套价值观念，而且也涉及到人类社会制度的组织方式：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以什么作为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和联系纽带等。在现代社会以前，欧洲中世纪建立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体，而在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秩序的天下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天下共同体都是一种拥有终极价值和精神正当性的文化秩序，其现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形式是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除此之外，家庭、宗法、庄园、地域等次级结构的共同体形成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宗教（或文化）―王朝―封建庄园（或宗法家庭），这一从精神秩序到政治秩序再到社会秩序的共同体系列，将中世纪的人们有效地组织到公共生活之中。在这其中，最高形式的宗教（或文化）共同体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与超越性的神意或天意相通，提供了普世性的平等尺度以及各种次级共同体的合法性渊源。那是一个神圣的年代，无论这种神圣性是以外在超越的上帝，还是以内在超越的宇宙/人心一体的方式表现，中世纪共同体的意义所指向的，并非是世俗的人的生活，而是具有超越性的神圣境界。正是对这样的神圣理想秩序的追求，构成了宗教（或天下）共同体的公共认同。　　在欧洲，当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宇宙观瓦解、基督教共同体被颠覆之后，现代化的世俗生活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当传统的基督教共同体和儒家的天下共同体轰然解体之后，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和封建庄园或宗法家族共同体也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　　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世界观，从而逐渐消除了政治统治的宗教基础。这种世俗化的国家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民族的自我理解形成了文化语境，过去的臣民在这个语境下会变成政治意义上的积极公民。民族归属感促使已往彼此生疏的人们团结一致。因此，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样两个问题：即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3　　当人们告别神圣时代，进入祛魅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共同体想象，世俗国家、世俗社会也需要新的合法性源泉，于是，民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