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八年七月号 总第 76 期-权威与自由：自.pdf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 ○○八年七月号 总第 76 期 2008 年 7 月 31 日 权威与自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程 ⊙ 丘为君 晚清到民初是具有长期而稳定特征的中国旧社会政治秩序崩解的年代。在此一传 统权威瓦解与新秩序重建的「转型期」（ 1895-1925）岁月里，近代中国面临一种两难 局面：一方面以弥赛亚主义（Messiahism ）式的心情思慕西式的自由理念，期盼能早 日免除于两种带有深刻压迫感的权威──来自国内的、有千年之久传统的帝制专制， 以及来自国外的以武力为后盾、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近代中国 又在充满不确定感的矛盾心态中仰望新权威的来临── 一个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强 大国家与政府。这种渴望自由但又企盼权威的冲突心境，变成了近代中国知识菁英焦 虑的主要来源之一。 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 对近代中国的知识菁英来说，作为意志之展现的自由，究竟是走向个体还是群体？ 应该保障个人意志的伸张还是集体意志的伸张？他们是感到惶惑焦虑的。例如在以「誓 起民权移旧俗」自命的梁启超看来，个体自由固然重要，但是它必须结合在群体自由 里才能获得真正的保证。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介绍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学说 的思想家之一，梁任公认同卢梭的「自由权为道德之本」与「保持己之自由权，是人 生一大责任」的见解，因为从「以国为重」到「以民为重」的历史发展，是「旧主义」 向「新主义」发展的新趋势，而卢梭思想不过是顺应此一趋势罢了。〈卢梭学案〉说： 「凡号称为人，则不可不尽此（个体自由权）责任。盖自由权之为物，非仅如铠冑之 属，藉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脱之也。若脱自由权而弃之，则是我弃我而不自有 云尔。何也？自由者凡百权理之本也。凡百责任之原也。责任固不可弃，权理亦不可 捐，而况其本原之自由权哉！」 这里梁氏的确表 明了他认同个体自由不可侵犯的严肃性。但是他从卢梭《民约论》 中强调邦国的地位，看到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的潜在冲突。梁任公质问到，邦国是一 身的全体，而个人不过是其各个器官；按照此一说法，则人民便是国家的附庸，个体 只是集体的工具；就权利而言，则只有邦国可以拥有自由权，而个人的自由权不过是 人体中「冥顽无觉之血液，仅随生理循环之转动」，难道这真的是卢梭论说的本意吗？ 青年梁启超很快便从卢梭的「民约」理论体悟到个体自由可与集体自由取得一定 妥协的可能性。在他的理解里，卢梭的确提出为了维持邦国，个体在财产以及自由权 上必须有所牺牲的论点。但是，卢梭并不是要个人捐弃其全部的权利以服从国家的需 求。在梁启超看来，卢梭只是要个体在群体的利益上捐弃部分权利。根据梁氏，卢梭 思想的精义不在为了集体权利而牺牲个体权利，其价值在于提出了：当个体捐弃个人 部分的权益以更有效地维持群体的权益后，个人不仅其权利分毫无失，反而因为「民 约」所得的利益比还未立约以前更多。 「民约」是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水岭。在野蛮时代，个人自由胜而团体自由 亡；在文明时代，团体自由强而个人自由减。换句话说，梁启超从《民约论》中获得 的启示是，为了集体的自由权利，牺牲个体部分的自由权利不仅无损于个人利益，反 而因为整体权益的巩固，而使个体的自由权有了加分的效果。这种个体自由与群体自 由唇齿相依、共存共荣的看法，成了他日后发展国家主义（statism）的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以不忽视集体价值为前提的自由主义，虽然是近代中国代表性知 识菁英的共识，而此一共识的确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横行与民族主义 情绪高涨的中国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随著欧洲个人主义精神在「五四」时期被引入， 另一种具有反国家主义倾向的声音于是在中国悄悄地开展。 胡适用以提倡个人主义的易卜生主义（Ibsenism ）并不正面地与国家主义或以国 家主义为形式的集体主义冲突，而是婉转地将社会与个人自由的矛盾升高起来。在〈易 卜生主义〉一文里，胡适要大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何以中国有那么多陈腐的习惯、 老朽的思想，以及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 个人若是受到这样的影响会产生甚么后果？是不是社会自身没有了生气，不会进步？ 胡适提醒大家，易卜生戏剧中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理论，就是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而不 是互相助益。社会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