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景造像记》书法艺术探源.docVIP

《元景造像记》书法艺术探源摘　要：《元景造像记》是一方艺术价值很高的北魏(499年)时期的刻石，如此精美的造像记能够出现在当时荒远的辽阔地区，实属罕见。本文抓住了万佛堂石窟功德主元景是北魏元氏皇族成员这一关键点，通过与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元氏墓志和《龙门二十品》等不同类型魏碑书法风格的比较研究，合理地解释了《元景造像记》之所以有别于其他造像记的原因。同时，本文还从书体、书丹和刻工等几方面对该碑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元景造像记》、《龙门二十品》、元氏墓志、洛阳体。 《元景造像记》又名《太和碑》，是北魏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皇帝造像之题记，1921年出土于辽宁省义县(北魏时期称昌黎)万佛堂石窟。梁启超在题跋中说，“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天骨开张，光芒闪溢。”梁为首推此碑者。虽然同样是造像记，但在书法和刻工等方面《元景造像记》显然优于《龙门二十品》中的大部分作品，这是该造像记一个较为特殊的地方，考其事由，当与功德主元景的皇族身份有着直接关系。 “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北魏是魏碑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太和以后，诸家角出”，其风格具有多样性特征。据审美取向和书刻情况，可将魏碑书法大致分成两类，其中，字体新妍、刻制精美者为一类，以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元氏墓志为代表。其字的特征为横划竖起，竖划横起，斜顿收笔，撇捺收笔平挑，竖钩上挑，结体间架“斜划紧结”，这是当时必威体育精装版式的楷书特征，由于兴起于洛阳，所以，有人称之为“洛阳体”，被认为是当时的“官样字”。与“洛阳体”相比，《龙门二十品》呈“一派稚拙模样”，从中“可以感到一种初兴的、激越的宗教热忱和一种真率的艺术风格的结合。”这种字的结体间架“平划宽结”，是明显的隶书旧体特征。 在造像记中，《元景造像记》应是一个特例，“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这是梁启超在题跋中对它的新式楷书特征的充分肯定。细观妻字：1)横的起笔处竖锋斜按、收笔下顿(少数上挑，略带隶意)，撇捺的收笔耳挑，竖钩多上挑，点呈三角状：2)提按、俯仰、向背等楷书技法很丰富；3)具备呼应、连带，顾盼等一些行书特征：4)结构紧凑，笔画开张，体势右上倾斜，为标准的“斜划紧结”式楷书结构特征。因此，康殷先生认为，“(在《元景造像记》面前)，《龙门二十品》应俯首称臣”。这是《元景造像记》作为造像记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它的特殊之处。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元景的皇族身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如果说《元景造像记》是受了“洛阳体”的影响，恐怕有失公允，也不尽符史实。该碑刻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仅晚于《元桢墓志》(496年)，与《元简墓志》(499年)同年，放在《龙门二十品》中，年代排在第六位，《元景造像记》出现在“洛阳体”的开创时期，应该把它与洛阳元氏墓志一起都划归于“洛阳体”之内。另外，元景曾任负责图书典籍和起草诏书的集书省长官，孝文帝是位手不释卷、出口成章的皇帝，以此推测，元景能伴其左右，绝非等闲之辈，该题记文辞之雅驯、书法之隽美、刻字之精致，或与元景其人有着直接关系。 《元景造像记》所使用的书体“洛阳体”，是北魏时期的“铭石之书”。“铭石之书”是东汉以来专门用来书写碑版的正式书体，它的选择一般都要遵循社会共同认可的规范，必须符合即定文化背景下的合乎礼仪的要求。“洛阳体”是一种成熟的魏碑形成，它之所以出现的内因主要来自于铭石书自身发展的巨大力量，公元四世纪“南碑”和“北碑”之间的相通现象，也是强大的铭石书“传统“在南北两地各自延续的结果，与魏孝文帝改制及南北书法交流没有直接关系。 依“洛阳体”的字法及其熟练程度推测，书丹者一定是当时的书法胜手。《魏书》记载，“魏初重崔、卢之书”，但两家的书迹早已不传，清河崔氏世传卫派书法，尤其擅长古文、篆书和草书等书体，北魏平城及洛阳时期的重要书迹即便不是出自崔、卢等名家之手，也很可能受到崔、卢两家书风的影响。崔浩作为汉人门阀贵族的代表在北魏时期的地位最为显赫，太平真君十一年(45O)六月被太武帝所杀。清河崔氏及与之有姻缘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随之被灭族。由此可知，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后的洛阳新式魏碑体应该是与崔、卢两家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洛阳体”的书丹者是谁呢？文献显示，汉朝时期设有专职的文职书写属隶，名为“书掾”，专门负责文秘书写工作。北魏多承汉制，“书掾”之遗风应是有的，“书掾”应是魏碑的主要书丹者。《始平公》署“朱义章书”、《孙秋生》署“萧显庆书”等。这些留下名字的书丹者多是近似于汉制“书掾”的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既非出自书法名门，更无元姓皇族。 魏碑书法受工匠的刻风影响较大。北魏时期，工匠多被编入“匠籍”，世传祖业，且不得改业，地位低下，如同官奴。但工匠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为皇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