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与《末代皇帝》比较欣赏.doc

《蝴蝶君》与《末代皇帝》比较欣赏[摘要] 《蝴蝶君》和《末代皇帝》都是通过西方人的视角来反映中国人的影片，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但是表述方式不同。《末代皇帝》中，西方人是中国人尤其是溥仪的精神导师； 而《蝴蝶君》部分地完成了对西方优越性的解构，但是带着某种冒险。比较欣赏这两部电影的意义在于提出一种问题意识：东方和西方应该以何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共存。 [关键词] 《蝴蝶君》 《末代皇帝》 解构 问题意识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9.018 一、引言 《蝴蝶君》由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讲述法国驻华大使馆官员高仁尼爱上中国京剧演员宋丽伶的故事。《末代皇帝》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一部传记电影，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浮沉，它以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为蓝本。 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是西方人。他们以西方人的视角来呈现中国人的人生样貌：《蝴蝶君》关注男扮女装的京剧演员；而《末代皇帝》的主人公则是历史人物溥仪。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溥仪也是演员。像宋丽伶一样，他也只能按照给定的角色“演出”。用贝托鲁奇的话说，他们都是“命运之神的玩物。” （http：///view/26812.htm）从表面上看，他们只属于非常特定的领域，似乎无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但是最个人的也同时是最普遍的。所以，宋丽伶和溥仪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然而本论文关注的重点不在被凝视的中国人，而是作为凝视者的西方人：《蝴蝶君》中的高仁尼和《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 二、作为精神导师的西方人 在《末代皇帝》中，英国人雷金纳德·弗莱芒·庄士敦被塑造成溥仪的精神导师。他第一次出场时的形象即是昂首阔步地走向溥仪，这和其他臣子的低眉顺目形成强烈的对比。当臣子向溥仪介绍说这是他的新老师时，溥仪从皇帝的宝座上主动迎了上来并且率先伸出手，和庄士敦长时间的握手。这一点寓意深刻，因为庄士敦来自西方并且将作为中国末代皇帝的家庭教师。萨义德说，“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萨义德，1999： 15）所以，庄士敦的“西方人”身份非常重要。他的到来像吹来了民主和现代的风。在他们的会面中，溥仪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谦卑得像个学生。他对臣子的威权之相了无痕迹。作为皇帝（虽然只是紫禁城中的皇帝），他的表现也有违常理。这也是导演的刻意安排。或者说，从导演的西方人视角看来，情况不得不如此。因为彼时的中国老弱衰朽，所以拥有强势文化的西方人自认为有义务教化中国人。所以，当溥仪主动伸出手，迎向庄士敦，他实际上就默认了对方来自一个更强大的世界，属于一种更高的秩序。 庄士敦第一次给溥仪上课，溥仪就暴露出自己的无知，例如把列宁和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无法分清楚skirt （短裙）和kilt（方格呢短裙）的区别等。他的无知，正等待着博学的西方人的点化。庄士敦向他讲授了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如果你无法表达你的意思，陛下，你说的话就不算数，而一个绅士应该说话算话。”这话引起溥仪对自身境遇的哀叹，“我从不被允许说自己想说的，他们总是告诉我应该要说什么。” 溥仪把臣子称为“他们”。显然，他已经将庄士敦纳入了“我们”的范畴。他可以向他倾诉自己的无奈。当庄士敦提醒溥仪他的玩物老鼠要从他身上逃走时，溥仪要求他不要说出去，言谈之间像一对很好的朋友。此外，光线的利用也耐人寻味。当庄士敦向溥仪讲授知识时，窗外明亮的光线投射到他们身上。西方人带来的，是知识和真理的光。西方人是教化者，而东方人，即使贵为皇帝，也逃脱不了无知和等待被教化的安排。这明亮的光线和之前紫禁城内昏暗的色调反差强烈。只有西方才能够把希望和光明带给中国。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误判。 庄士敦不仅传播知识，而且正直敢于说真话。当溥仪和庄士敦就餐时，外面有人高喊口号，溥仪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庄士敦先生？”当大臣刚要开口回答，溥仪就让他闭嘴。显然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溥仪更愿意相信西方人的判断。庄士敦告诉他，“是一群大学生在抗议民国政府把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日本。为此很多学生被砍头，这种恐怖手段使得民众不再敢独立思考”。庄士敦的话被臣子打断，“皇上需要休息。”庄士敦和臣子的表现大相径庭，凸显了溥仪身边臣子的集体失职。由此，庄士敦不仅是溥仪一个人的精神导师，他也是溥仪那个群体的精神导师。 庄士敦不仅知识丰富，正直诚实，而且还有悲悯之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导演对溥仪的同情。在接受法国《首映》记者的采访时，贝尔托鲁齐直言不讳地谈到“要是我对溥仪没有这种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