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生活在海外传说中.doc

严歌苓:生活在海外传说中多变若妖。海外作家的疏离冷冽，外交官夫人的优雅，或者有点怪异的老来媚……她几乎生活在传说之中。比任何一个当代女作家，她更能激起读者“索隐”的狂热。《扶桑》里，“简简单单坐着，嗑她的瓜子喝她的茶，那种丰富而不可名状的蕴藏”，像她吧？《寄居者》里，“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也是她吧？“我是个活得很私密的人。”她喜欢虚构，喜欢将真实的自己一笔笔刻在书里。当你一页页翻过她的书，感觉往往如麦芒刺背——锋利或者柔媚，哪一个是她？ 那时候我不够红吗？ 多年之前，作家麦琪曾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再次听到这话，严歌苓大笑道：“啊？当时难道我不红吗？我的作品在台湾得了9个奖，而且都是那么大的奖。” 谈笑间，《梅兰芳》《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必威体育精装版影视剧的风头，已经湮没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渔》那种小众化的荣光。 已经习惯了严歌苓的改变。这一次，长篇小说《寄居者》让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内。 如果剥去了沉重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男女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说，《寄居者》中的女子寻找真爱的过程像极了一部流行的韩剧。主人公May（玫），以为自己喜欢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触另一个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者是自己的最爱。 这一点上，严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体验都雷同：女人会抵触某种男人，他们或者邋遢不够绅士，或者粗鲁不够文雅。女人自己会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于是，越喜欢，越抵制。在之前的长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讲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爱情。 这次，在《寄居者》中，她试图找到一种别样的语调：一位老妇人在回忆很多年前自己策划实施的一起善恶参半的事件。May起初诱惑杰克布的目的，仅仅是想偷到他的护照，帮助自己的犹太人未婚夫彼得逃离将成魔窟的上海。 她个人的形象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也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用“华丽转身”形容决不为过。如果非要寻出她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两个字：经济。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图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种精炼。还有，除了自传性很强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原始的冲动。她被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她用铅笔写小说，写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运的时候，她才开始感到兴奋，感到刺激。“知道吗？我为什么也用英文来写小说？因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东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为《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她近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会成为另一个张爱玲吗？她会冷冷地回答：张爱玲只会有一个。“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以后我还会写上海，那也还是我的上海，不是张爱玲的。” 私密的另一条命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美国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她最大的收获是“胸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爽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粗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像，“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美国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