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原因研究.doc

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原因研究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感受，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本文主要试图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全面梳理会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信任 博弈 原因分析 一、引言 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与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相对应的，中国社会总体的信任水平却是在大幅度下降，现在的普通中国百姓对他人、对商家、甚至对一些组织机构包括政府变得越来越不信任，这种变化是可以切身感受到的。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及警觉。因为“信任度下降”并不仅仅反映了人情冷漠、道德败坏等伦理道德层面问题，从经济角度来看，“信任”本身对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高信任水平不但可以使经纪人双方间的交易更快更有效率地达成，节约经济成本，很多时候信任甚至是交易得以成立的先决与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出于社会安定和谐的考量还是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考虑，社会信任都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信任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的分析 关于信任的种类、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归纳方法。例如Zucker（1986）认为，相互信任的产生机制有三种：与过去经历相关的过程型、与个人特征相关的特征型和与社会结构制度相关的规范型。Arvind（1998）提出，信任产生于制度基础、过程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国内学者张维迎认为信任可以分为三类：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信誉的信任。 还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计量检验，以定量的方式明确一些对信任水平有影响的因素。如Knack and Zak（2001）认为信任的决定因素是正式的制度完备有效和社会异质性的程度。Alesina and Ferrara（2002）发现在个人层面上，与低水平信任影响最为强烈的依次是最近的惨痛经历、属于被歧视的群体、收入或教育上的不成功，在社区层面影响信任的有个人所属社区的异质性， 收入异质性和种族异质性。陆铭、张爽（2008）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发现农村劳动力会因在城市受到歧视待遇而增加对于农村当地公共机构的相对信任，但也会因部分成员外出务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减少在原农村社区的公共信任。 本文试图借助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信任的形成，全面地梳理、展示影响信任的一些要素。 首先，借用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例子来说明信任的形成。 “群众”可以选择信任即合作，或者是不信任即对抗。而其“对手”，可以是个人、企业、机构、政府，也有两个选择，诚实即合作，或者欺骗即对抗。“群众”若选择合作，则认为信任形成。 博弈双方各自的收益情况如下： 1、若双方都合作，将得收益（1，1）； 2、若“群众”选择了相信，而实则受骗，其收益为—a1，欺骗成功会为他带来额外的效用，但总体上—a+b（2a+2c+b+2δ）/δ，则“群众”会以1的概率即必然以以牙还牙方式进行博弈。 6、在剩下局数为（2a+2c+b+2δ）/δ到来之前，“对手”会选择欺骗的局数小于（2a+2c+b+2δ）/ （δ*min{2—b+c，1}） 7、在序列均衡没有被其他序列均衡帕累托占优时，只要博弈还剩余超过（2a+2c+b+2δ）/δ回合，之前的均衡都将是合作的结果，不会有对抗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信任仍然可以自发达到。当然这也受一些因素的限制和影响： 首先，博弈的次数。 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假定放松之后，对博弈的次数仍有一定要求，若是N（2a+2c+b+2δ）/δ，理性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达成合作。因此“群众”与“对手”之间进行交易、接触的次数，会对信任的形成起到影响，接触越多越有利于信任形成。 其次，δ的大小。 δ是“对手”赋给“群众”的一个概率，是其对“群众”属性的一个猜测，为达成合作对博弈次数的要求与δ成反比，即“对手”对“群众”的合作意愿越有把握，信任越容易达成。当然反过来“群众”对“对手”也有猜测，其结论一致。这种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同质性，人们总是更能了解、更愿信任与自己相似的人。反之，收入、种族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异质性将为信任的产生制造障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