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词汇形成和传播.doc

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词汇形成和传播中日韩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翻译词汇出现的时间相近，使用上相互影响。翻译词汇的形成与传播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通过探讨，希望能对理解近代翻译词汇贡献微薄之力。 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形成传播中日韩三国的很多汉字具有相同的形态和使用方法。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用语是最典型的例子，即汉字的写法相同发音则是各个国家语言的发音。 中日韩汉字以同一种形态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日韩三国语音虽然各不相同，但由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通过汉字这个媒介，很容易实现词汇的交流。直到近代以前，词汇的传播方向是从中国向韩日方向传播。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开始，西风东渐，词汇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 近代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认为从对西方门户开放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为了翻译传播西方的技术思想而创造的词汇，可称为近代翻译词汇。 一、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词汇的形成 近代，伴随着门户开放，从西方涌进来大量技术、思想和文化，为了理解和学习它们，近代翻译词汇应运而生。翻译也被称为是第二次创作，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翻译者本人固有的概念体系的影响。翻译不可能是把一种概念体系一对一翻译成另一种体系，所以，翻译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1.中国 中国较早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设立译书局，进行翻译工作。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充分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要实现改革，必须使国内具有健壮体魄和远大理想的人多读西洋书籍，理解西洋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改革。因此，翻译书籍是使改革变成现实的最紧迫的意见事情”（梁启超，1898）。鸦片战争以后，香港、上海、宁波等地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中心地，他们创办报刊杂志，编辑介绍基督教教理、西方文明的书籍，涌现出大量翻译词汇，如“权利”“意味”，等等。同时，不少杂志流传到日本，汉语的翻译词汇也流传到了日本。 2.日本 日本通过翻译实现了国家主导的近代化。日本的明治维新设立了翻译局，由国家推进翻译事业。为了实现近代化，日本政府最先在军队里设置了外籍教师，随后邀请外国教师到日本大学任教，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作为探索独立自主之路、了解西欧的一环，德川幕府开始推进翻译事业，医学、工学、哲学等翻译专门术语，最迟在1890年前后已经固定下来。日本学者创造的翻译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重新组合汉字，对其进行创新。如“哲学”（丁巍/付元清，1999）“定义”“抽象”等；二是借用科学家使用的词汇。如“神经”“水素”“炭素”等；三是参考中国古汉语，并赋予新意。如“经济”“理性”，等等。 3.韩国 1870年前后，从中国传入的近代汉字和韩国自创的翻译词汇是通用的。中国的开化论书《易言》（1875）的汉字本-《读解本易言》（1883年）传到韩国并为韩国所接受。除此之外，西方的有关哲学、科学、天文、地理、宗教知识的中文译本也传入了韩国。并且很早就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按照西语-汉语-韩语的顺序，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言传入韩国，并在民间广泛扩散。自19世纪末期开始，韩语翻译开始起步，渐渐地变成了西语-韩国语的直译（Kim，2004）。 此外，受日本侵略影响，从1910年到1945年，韩国的翻译词汇日本式色彩鲜明。在近代韩语翻译词汇中除了原有的中国式汉字词的词语之外，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式汉字词。例如，韩国学者俞吉睿的《西游见闻》，就是受日本开化启蒙的影响，书中大量采用日本式翻译词汇。因此说，韩国语中的翻译词汇受中国和日本影响很大，大量采用了中、日两国的翻译词汇和语言习惯。 二、中韩两国近代翻译词汇的传播情况 新的翻译词汇以它的生成地为中心，逐渐向周围扩散，使用领域也随之变宽，频率也会增高。翻译词汇通过书籍、电话、广博、电影等媒介，实现空间的转移，由一个中心点移至另一个中心点，并由新的中心点向周围扩散。这种翻译词汇的传播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都通过汉字这个媒介，积极地进行词汇交流。在各个国家间的词汇传播过程中，如留学生交流、翻译书籍等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近代翻译词汇存在的问题 为了将西方语言文字系统转换成汉字文化圈的文字，以使两者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近代翻译词汇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但是为将思想概念不同的文化圈间的词汇准确表述明白并为易事。在汉字翻译词汇中，由于当时对西方思想理解不够充分，译者在接受外来思想时，往往夹杂着个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或偏见，从而导致翻译错误。 对于儒教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来说，理解并接受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思想观念是比较困难的。“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