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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不离主轴波动线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是一位在美国外交界浸淫多年的实用派。贝德和基辛格一样，都是从传统的欧洲历史研究领域，转向极具战略意义的亚洲问题研究，而成为美国外交圈中最早一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的外交官。 美国的著名智库常见“旋转门”：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思想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贝德就是“旋转门”中的典型。 中美正式外交关系诞生时，贝德作为卡特总统任内负责东亚事务副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左右手参与其中；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之后分别在克林顿和奥巴马任内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是两任总统的首席亚洲政策顾问；2010年退出政府工作后，他选择在布鲁金斯学会继续从事中国研究。 接受亚洲事务主任之后，贝德在制定亚洲政策和相关外交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在椭圆办公室里汇报讨论，陪同总统出访亚洲，甚至奥巴马在白宫与亚洲各国领导人通电话，他也必定在场。 奥巴马任内最受瞩目的战略之一无疑是“重返亚洲”，贝德是该战略的主要构架者。 他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这一战略的首要要素就是承认并理解中国崛起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情，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表示尊重，对此支持而非反对。 他说，他不相信力量崛起的新兴国家与现有主导力量必将发生冲突一说。中美关系的波折虽注定不可避免，但“双方领导人有足够智慧，从共同利益考量，维护双方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 “重返是为了再平衡” 双方不要将彼此视为敌人，不对彼此的能力和意图做最坏的臆测，不竭尽军备、政策和资源来相互对抗 《财经》：作为奥巴马总统的前亚洲政策顾问与现任竞选阵营成员，你认为如果他成功连任，在第二任期内是否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贝德：我预期不会出现重大改变。奥巴马四年来追求的政策，反映出他对中国的重要性有深思熟虑，他认为美中维持建设性关系十分重要。其实奥巴马对中国的做法，是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以来，美国历任总统的主流做法。我预期美中关系会更多呈现延续性。 《财经》：《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奥巴马上任第一年对中国的政策太温和，在执政一年后就有所转变，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的政策具有摇摆性？ 贝德：我不同意这个论点，也完全不同意文中提到的“政策转变”的说法。奥巴马总统以及包括我在内的重要顾问，完全了解美中之间的分歧，文中提到我们因为无法与中国达成一致而大失所望，这个说法实在荒谬。 我们一向保持务实的期望，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期望都已经达成。美中关系确实经历了困难和摩擦，但这不代表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两国关系存在彻底的错误判断，或是中国利用美国的误判从中得利，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解读。 《财经》：那怎么理解奥巴马第一任期时提出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这或许是最为突出的转变之一？ 贝德：”重返亚洲”听起来像是美国离开了亚洲，然后突然回来，而且抛下其他地方。我不喜欢这个字眼，它还有点军事意味，这也是我不赞同的。我认为这个字眼不是对这项政策的正确描述。 《财经》：在你的字典里，Pivot to Asia的意思是什么？ 贝德：有些人认为“重返亚洲”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政策标签，而我认为“再平衡”这个词比较好。 我们确实在布什政府期间过于注重伊拉克，虽然情有可原，但此举消耗了美国太多的资源、人力，以及高层领导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多尼伦（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出“再平衡”时，他的构想是不再过度执迷于一些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因为那些地区并非美国长期利益所在，而应更加关注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即东亚。 要注意的是，多尼伦的想法不含军事意味，而是指美国的整体政策，所以我认为“再平衡”是不错的用词。（奥巴马）政府刚刚上任之后，我们就试图提高对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注意，当时并未对此政策冠以名称，“重返亚洲”这个字眼出现在2011年11月，在这之前我们也做同样的事，但因为没有这个争议性的名字，就没受到太多注意。 《财经》：不论是“重返亚洲”，还是“再平衡”，这项政策的内涵是东亚较以往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一项遏制政策，而且是战略性的，即意味着它将长期存在。 贝德：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大要点： 一、理解并且承认中国的崛起可能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因此，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尊重中国的崛起和正当利益，让中国明白我们会支持而非反对其正当崛起——这些对于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再平衡”首先就是指对于中国崛起的关注并且顺应这个潮流。 二、我们要清楚中国的崛起有其不确定因素。中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崛起究竟会走向何方，而它的很多邻居对此表示焦虑。例如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