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卫星产业监管改革难点.doc

亚洲卫星产业监管改革难点经过几年的冬眠，亚洲卫星产业最终将重新回到轨道上。虽然一些分析师对于亚洲卫星的前景只是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但这份乐观无疑是亚洲卫星产业一个良好的信号，表示了它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在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SARS之后，亚洲的经济已经显示了复苏的迹象，对卫星服务的需求，包括家庭用途以及宽带业务，也已经在许多地区逐渐显露出来，新发射的卫星也将提供更多的新业务。与此同时，卫星制造业也从卫星的以旧换新中有所获益。 除了不断传出的好消息以外，亚洲卫星产业依旧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隐藏其中。除了一些诸如容量过剩和转发器价格低等问题以外，这个产业的发展还受到了区域性的、限制性的和不透明监管环境的影响。这些不利的监管环境对亚洲卫星产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包括提高成本、耽搁时间以及提高了卫星投资的风险。与此同时，这些不利因素还降低了卫星与其它通信技术的竞争力，比如光缆。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内，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来改善监管环境。例如，日本和韩国已经降低或取消了外资在卫星运营中的投资比例限制。与此同时，印度已经解除了它对IP主干网和宽带卫星的监管，并且减少了对VSAT业务上的限制。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鼓励外商对卫星业务的投资。 然而，亚洲地区对卫星产业的监管改革还远远不够，并且在许多国家还根本未提到议事日程上。 区域监管机制的差异 各自为政的政策监管现象在整个亚太地区普遍存在。亚太地区不同的地区差异除反映在文化背景、民族利益、管理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方面外，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卫星业务的开展、技术的研讨，甚至对卫星通信的监管上，尤其在许可证的颁发政策和频谱分配策略方面差异显著。尽管这些差异起源于各国不同的国情，但它将会阻碍卫星产业的发展却勿庸置疑。 为了让卫星通信在亚洲变成一个灵活的、有吸引力的产业，卫星运营商必须能够完全地和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技术优势：在整个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提供基于点对多点业务的能力。一个在亚太地区开放业务的卫星可覆盖十几个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许可证发放和频谱分配准则。为了在亚洲地区提供区域性卫星业务而需要获得每个国家的许可证是一件十分繁琐的任务。尤其是当你遇到一些地区的监管制度不透明和对不同的公司采取差别对待时，这项任务将变得更为困难。单在一个国家申请许可证遇到的困难就有可能推迟和危及整个投资项目。而且，仅仅这种困难就足以使得失去耐心的投资者从这块充满风险的市场中退出。 因此，为降低进入市场的壁垒而进行的协调各国卫星监管的行动势在必行，包括许可证的发放和频谱分配的各种监管制度。有些人主张参考欧洲通信标准组织的标准来制定亚洲版本，另外有人建议组建地区性标准中心。无论这种协调最终将采用哪种形式，最重要的是早行动总比晚行动要好得多，因为这两种形式都是为解决突出问题，并且建立一个协调性机构以便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监管缺乏透明性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亚洲卫星监管缺少透明性。尽管互联网以及其它廉价的面向公众的信息传播服务已经普及，但亚洲地区与卫星相关的许多法律和法规还未通过这些方式向公众公布或定期更新。即使是已向公众公布的监管资料，用户也经常是看不到，或者不是以一种大家都能读懂的方式公布。基于此，一些公司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才能理解一些卫星通信监管规则的实际意义。 缺乏透明度也会导致其它一些问题，比如它容易造成决策上的任意性和武断性，甚至还会为贪污创造条件。在不能为市场主体准确定义权利和义务，同时不能提供保证这些权利和义务的人员和机构时，许多政府机构就无形中将大门向那些滥用这些权力的人敞开了。 解决不透明问题的方法很大一部分都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上面所说的，相关部门应该定期公布和更新法律和监管规则，并且应该以减轻企业负担、遵照法规办事的方式进行。许可证的申请也应该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进行。 然而，许多相关机构却并不十分愿意采纳这些极为简单的建议。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反感情绪主要是出于掩饰其保护传统电信运营商和垄断者的目的。另一些情况可能仅仅只是为了掩盖监管系统的不足。无论是哪种原因，政府机构应该认识到，隐藏这些不公正和制度中的不足而导致的不透明实际上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潜在的问题，甚至可能阻止某些投资者在一些制度不透明的国家进行投资。 缺乏地区性协调机制 缺少地区性协调机制是另一个阻碍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因素，例如减小潜在的有害冲突和干扰，提供一种在卫星运营商之间协调争议的有效途径。 干扰正成为亚洲地区日益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卫星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了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小，并且在卫星升空之前没有考虑到天线大小和传输功率要求。干扰问题的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