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家挂名院长说起…….doc

从作家挂名院长说起……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吴琦幸，中国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圣安东尼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国内外报刊《东方早报》《亚洲周刊》、香港《文汇报》等专栏作家、著名记者。近年来游走于中美文化之间，希望用比较的观点研究探讨东西方政治文化经济的异同。著有《海外孽缘》《海外奇冤》《文化语言新论》《淘金路上》《在地球的那一边》等书。 最近，“金庸请辞浙大文学院院长”的新闻频频见诸各大媒体，虽然最终是否“请辞”成功不得而知，但金庸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作家挂名院长”现象的思考和讨论：有人认为此乃金庸明智的选择，既然勉为其难，不如名实相副，当回原来的作家。有人认为金庸一开始就意在炒作，现在的“请辞”仅仅是他轻车熟路的“作秀”，说不定不久之后又会在某处冒出个什么“长”。虽然见解见智见仁，但由此引发的思考不无裨益。除了金庸之外，作家挂名院长的不乏其人，比如冯骥才、贾平凹等等，还比如其他领域的名人挂名这样或那样的校长院长之类。前不久，朱基同志恳言挚挚请辞清华经管学院一番话言犹在耳：虽然他对清华眷眷情深，但是他终究力不能逮，与其空挂其名，不如腾出位子……最终得到了清华领导的理解，一时传为佳话。 本刊记者近日拜访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正巧他的高足吴琦幸博士从美国回沪问候先生，围坐闲谈间，谈起“作家挂名院长”的现象，这对师生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以下便是对王元化先生和吴琦幸博士的访谈笔录。 记者 ：现在好像有种现象，就是作家都纷纷涌入大学。究竟是作家主动还是学校主动，可能两者兼有。最近还见到一则新闻：香港无厘头动作明星周星驰被中国人民大学请去做客座教授。我不知道这样一来是教授变得更值钱了还是更不值钱了。 王元化 ：作家是写书的，不一定会教书。当然这中间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有些学校请名人当校长或者院长，其实那只是卖品牌，这是市场经济中当作商标式的东西，说明我们的大学底气还不足。我觉得挂牌也是可以的，在国外也有这种在大学挂名的现象，但不做院长，而是做董事会成员，只要拿钱出来，挂个名无妨。金庸如果拿钱出来给学校造个图书馆，或者设一笔奖学金，这都很好嘛。何必一定要做教授或者院长呢?现在还有许多作家也要到大学去教书，我也觉得不必。在有些国家（比如日本），院长、校长是重要的职位，很受社会尊重，要有一定资历才可充当。 记者 ：作家教书名声很好的似乎不多，倒是经常听到某某作家在课堂上不知所云。 王元化 ：我记得抗战前，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去教书。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教书未必教得好。他在燕大教的是中国散文。他这么有名，也很有学问，慕名来听的学生人山人海，一个教室都坐不下，改在大的会议室才能开课。可一学期下来，只剩两个人了。他怎么教呢?上课之后，就照本宣科从头到尾读一遍。他作为作家虽然很受读者欢迎，但他教书却教不好。我们现在往往把教授和作家当作一回事，以为作家都可以教书，而教授则必须写出作品，还作出量的规定，这很不合理。过去没有这种规定。那时教书的老师大都没有著作，四十年代中期我在北方交大教书，也没有著作，别的老师也一样，学校也不要求这些。我读书时，有些教我的老师甚至反对动不动就发表文章，说写什么作品啊?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教授与写作是两码事。我的老师汪公 最早教过溥仪，二十年代又做过清华国学院的老师，他就没留下什么著作，但他是大学问家。我最近还问我的师兄，老师生平写过什么书，据他所知，似乎只留下一本讲荀子的讲义。像汪老师这样的教授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教授非是个作家不可?这是两码事嘛。现在规定，评教授一定要有多少多少著作，这是很不合理的。 记者 ：我认为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等未必要由专家担任。专家当法人未必好。他一定要有管理才能，要很懂得学校教育的规律，还有人品要好。 王元化 ：杜亚泉在1919年《东方杂志》上撰文，以为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要使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课程，多编教科书。“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妨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我认为这意见在今天还是切中肯綮的。 记者 ：您在清华的时候，好像前面几届的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