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_读戈公振的_中国报学史_.docx

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3———读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王玉娟(青海日报社,青海西宁810001)摘要:长期的办报及新闻讲座、新闻研究实践,加上多次的国外旅行和新闻事业考察,使戈公振能够从纵横两方面对中国报业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他将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结合中国实际和自己的经验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新的阐释。作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为我们了解中国新闻学发展脉络,探求报刊的演变规律提供了诸多启示。关键词: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史2003年8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再版。这是继上个世纪50年代该书印发以来,近半个世纪之后的首次再版,它的重要意义和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戈公振系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奠基人,他的《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专著。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戈公振享年不永(1935年病逝于上海,时年46岁),因此,除了专业人员,一般人对此却比较隔膜。其实,戈公振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长期供职于报界,由校对、主笔、总编到国联代表,格外真切地历经了时代的风云变幻。由于独特的职业生涯和交游,使他得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就中国历代政治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做一番大致梳理而集成《中国报学史》这样一部时代的产物。作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他的《中国报学史》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徐宝璜的《新闻学》并称于世。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人们对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缺乏客观的认识,认为其观点不够新颖,内容过于繁琐,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痕,所以解放后这本书虽曾少量重印,但是仅作为报海钩沉的史料汇编来看待,很少涉及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开山地位,因此,五十年的尘封不彰也就不足为奇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日趋兴旺,各种资料相继面世,人们在审视有关著作之际,有了更多的参照和借鉴,有可能排除一些先入为主的传统结论干扰,比较客观公允地还其本来面目。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戈公振其人其事的回溯,在时代的递嬗中探寻《中国报学史》的体系构建和历史地位。一、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人们常说知人论世,提及《中国报学史》,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它的作者及时代背景。戈公振,霆,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幼年就学于弢庵学塾,1908年入东台高等学堂,年毕业后参与过《东台日报》的图画编辑工作,1913年考入南通师范学堂,因家贫未能入校学习,字春1912当年冬到上海有正书局,后进《时报》工作。对此,该报主编包天笑在其所著《钏影楼回忆录》中说:“公振是夏蔚如先生介绍给狄楚青(时任《时报》经理)的,初来《时报》时,是个校对,后来便升为编辑本埠新闻,公振处事也颇为勤敏,楚青“公振后遂出国,曾在国联任事表示颇赏识他。”病卒,葬于静安寺一公墓。最惨的日寇侵华,到了上海,静安南3〔收稿日期〕2006—10—20〔作者简介〕王玉娟(1966—),女,青海日报社记者。—162—路公墓被掘,有数尸暴露于外,人往视之,其一却是公振,乃重为掩埋。幸而他有一部《中国报学史》传世,聊足有慰于地下”。戈公振前后在《时报》工作15年之久,为报纸业务改革做了很大贡献。1927年1月,戈公振赴英、法、德、意、瑞士、美、日等国考察新闻事业,同年8月应国际联盟邀请,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就《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做了专题发言。他所写的《世界报业考察记》即成书于此时。1928年底返国,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处主任兼《申报星期画刊》主编,并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以及杭州暑期报学讲习所讲授新闻学课程。1935年10月因患盲肠炎和腹膜炎病逝于上海。戈公振生活在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时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早已分崩离析,中华古国被迫和西方列强有了“亲密接触”,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的严酷现实,迫使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放开视野,去认真审视本土之外的世界。这些人在国外游历、考察、从事外交活动之余,留下多种著作,这些所见所闻,通过报刊杂志的介绍传播开来。他们既是放眼世界的先行者,又是寻求“救国之道”的探索者,这在当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看来,也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革命主张,相继办起了《中国日报》、《民报》、《民立报》、《大江报》等报刊,紧密结合政治斗争,刊发了大量观点尖锐、笔锋犀利、富有战斗性的文章,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对辛亥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1年至1932年前后,正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戈公振积极投身于抗战运动之中。国际联盟来华调查,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随团访问松沪战场和东北地区。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很多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研究苏联的书籍,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1933年,戈公振赴苏考察,潜心研究了苏联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