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广场舞前生后世考证 折射时代变迁群众广场文化 图.doc

大妈广场舞前生后世考证 折射时代变迁群众广场文化 图 大妈广场舞，在每个团队中，都会有一位“大姐大”式的人物，这个人一般具备身体壮硕嗓门大的特质，一来负责划定“势力范围”，二来提供大功率播放设备。 广场舞蹈是一种舞蹈形式，它不受场地、舞种等限制，多是群众自发组织，以娱乐性、集体舞等特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广场舞蹈的配乐往往是年度“神曲”，例如《最炫名族风》、《荷塘月色》等。 来自民间，必然要回到民间，自发组织的舞蹈队伍，虽然在规模上无法和“正规军”相比，但在团体数量上，也可以算是“遍地开花”了。2014年4月2日，江苏连云港市云山街道市民在参加静音广场舞健身活动。 “大妈广场舞”是当今的热门话题，其溯源虽不多，且未必精确，但却饶有趣味。从中国特色“广场舞”的诸般溯源可以看出，“大妈广场舞”的各种源流折射了时代的变迁。新中国史上各种大型公开的集体舞蹈从来就不是、也不被认为是单纯的艺术活动。 【广场舞考】 1，1940年代陕北的“新秧歌运动”是中国“广场舞”的源头。2， 1950年代，中国官方组织的“秧歌舞”，学会并且表演‘秧歌舞’成为时髦之举。3，1960-1970年代“秧歌舞”演变成广场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字舞”。4，1980年代初进化成广场上的交际舞和迪斯科。 源头1：1940年代陕北“新秧歌运动”作为政府动员工具，是中国特色“广场舞”的起源 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必然产物。因为大型公开集体舞蹈的参与者能从中获得了仪式感，并借此获得集体身份。所以在新中国政府的眼中，各种“广场舞”不是娱乐和艺术，而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1940年代陕北的“新秧歌运动”就是中国特色“广场舞”的滥觞。1940年代的陕北要对治下的社会组织进行彻底改造，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在民众中间建立全新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从而获取无与伦比的资源汲取能力。所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1943年中共中央文委确立了戏曲运动“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总方针。陕北政府为了使秧歌这种兼具舞蹈和戏剧的艺术形式为社会再组织服务，发起了“新秧歌运动”，而且对民间旧的秧歌队等进行了改造。 各种新编“秧歌剧”嵌入了大量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诉求的政治元素，而原有秧歌队的“负责人均加以政治上的审查”并“派好的党员去担任政治领导”。秧歌这种“群歌竞作，弥日不绝”、“疾徐前却，颇以为戏”的乡间集会自发舞蹈，被变造成政府用来形塑特定世界观的政治工具。 源头2：新中国初期，街道、广场上处处是官方组织的“秧歌舞”，渲染了“改朝换代”、“兴甲兵而制礼乐”的时代改变 1949年，中共夺取全中国。新型的“秧歌舞”对政府来说，除了动员工具以外，还加上了新朝鼎革的“兴甲兵而制礼乐”的意义。自古中国改朝换代就要制礼作乐，以示区别于旧朝，“开出一片新天地”。在1940-1950年代，中国各种“改造”、“跃进”等社会运动，都要在新型“秧歌舞”渲染的一片喜气吉祥气氛中进行。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早期年代”一章记载：“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新鲜事物中所得到的迷惑不解的感受。……年轻人，特别是参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轻人中，学会并且表演‘秧歌舞’成为时髦之举。”旁观了新朝定鼎的传统中国文人也捕捉到了街道、广场上处处“秧歌舞”的含义。吴宓在日记中直言：“‘民之秉彝’……今之宣传者，则欲锄而去之，另以一套道理、一串事实、一样语调，强其受纳遵从。愚者不解，黠者貌袭以为己利，多数人直不愿闻问，但仍以处世之机智，敷衍响应而已。异日中国之民心全变，并此简单质朴、勤劳和平之民亦不可得矣。”胡兰成亦说：“从来民间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面楚歌，今之遍地秧歌舞，而且一代之兴，每改服色，其来历便是如此……” 源头3：“文革时代”的“忠字舞”不加掩饰地强制“革命群众”演出和观看，将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工具意义放到最大 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意义，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被放大到最大极限。“文革”时代的中国“革命群众”们在广场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字舞”，以表现他们对革命及其领袖的忠诚。“忠字舞”动作简单，就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的乐声中，参与者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掏心窝、指方向、朝角落里踢坏蛋的动作，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 文革时期的“忠字舞”：这种动作简单的舞蹈，不需要专门的训练，易学易会，动辄上万人参与，将“广场舞”的动员意义和群体性放大到了极限。图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忠字舞”表演。 “忠字舞”是不加掩饰的强制群体演出和张看的流动道具，每天“革命群众”必须跳，但“牛鬼蛇神”和“黑五类”不准跳。假如有一天，有人被禁止去跳“忠字舞”，就要作好被揪出来当“牛鬼蛇神”的思想准备。亲历者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左旋右转无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