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docx

，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王吉怀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黄淮地区考古学大课题的确立[1]，随着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2]，随着蒙城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连续13次的发掘[3]，黄淮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时，根据尉迟寺遗址的史前建筑资料，又把聚落考古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著名的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只是一片墓地，一直到80年代以前，在田野考古中都未找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大汶口文化的居住遗址。80年代以后，文物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而考古者的足迹也随之踏上了田野工作较薄弱的黄淮地区，皖北的尉迟寺遗址正是考古学家苦苦寻求的大汶口文化居住遗址，其长排式的红烧土建筑多而密集，已形成规模庞大的史前聚落，筑成了大汶口文化一个特征明显的地方类型。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掘的一处大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代表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是近年来聚落考古的重大突破。由于尉迟寺类型的确立，从而使大汶口文化皖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十分清晰地反映出来。尉迟寺遗址是黄淮地区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由于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尉迟寺遗址的大型红烧土排房建筑，既具有时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家庭组织结构等等，都是墓葬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资料。一、尉迟寺聚落的表象尉迟寺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中心地带约5万平方米，呈中间高，四周低的堆状地形（图一）堆周围是大型围壕环绕，形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聚落体。根据遗址的出土物判断，遗址周围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这主要得益于10余种野生动物骨骼的发现。从一些野生动物的生态特征来看，当时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与现在有一定的差异，既有生长在河流、湖泊中的田螺、蚌类、鱼鳌类，又有生长在密林深处的虎、鹿、獾、獐、麂等野生动物。这就说明，在距今大约5000年时期，尉迟寺一带是湖泊、河流相通，平原、山地、灌木丛林相间，这一切都为又富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由于这批房子全是它是人类远古社会一件最大的陶制品；由于其具有坚固和保温的优点，又是原始先民最豪华的尉迟寺遗址的红烧土建筑，不仅为聚落考古的图一尉迟寺遗址地貌2005.2的特征，烧烤而成，住宅。10文物世界wwsj学术论坛如此大的水生动物在小的河流或小面积的水域中是无法存在的。虎，生存在密林深处。梅花鹿，应生活在平原、山地的林间灌木丛中。麋鹿，喜欢具有温暖湿润气候的平原、沼泽和水域地区。獐，生活在沿江湖湿地、苔草地、芦苇地中。另外，还有大面积的草原牧场，给人们提供了饲养家畜的场所。当时的饲养业非常发达，其中，家猪的饲养在动物骨骼中占到51％，其中2岁以下的猪占全部猪骨的85％，看来养猪还是以食肉为主。狗占5％，黄牛的饲养已占到0.7%。另外，尉迟寺遗址周围还有可耕的农田，因为在遗址中发现了大米、小米这两种农作物的硅酸体实体。在红烧土房基倒塌的墙体土块中，有的可以清晰地看到用稻草（图二）、稻壳（图三）作草拌泥的现象，同时，通过孢粉分析和灰象法，也证实了以上农作物的存在，有的用肉眼即能看到粟（小米）的碳化颗粒（图四）。自然环境与古代文化、古代农业的发展及与人类经济生活密不可分。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了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5000年前这里有肥沃的土地，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资源丰富，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当时的农业文化已经进入到了迅速发展时期，当时的尉迟寺人由于受到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最早起源于北方的粟类作物向南方传播，而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传播，并在皖北地区形成交融。在尉迟寺遗址里发现大米和小米，正是当时农业文化中的一个新内容。聚落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有可靠的农业作保障。从尉迟寺聚落遗存的规模来看，已经同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构成了基本要素，才使得聚落有了得以维系和发展的生活空间，从这点已看出了聚落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应了古籍中记载的“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4]的解释。如果说聚落是人与自然的焦点，那么，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才能使聚落的稳固成为可能。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器、容器分析，这类器物与酿酒和饮酒有关。只有粮食有剩余才能进行酿酒，尉迟寺大量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图二红烧土内的稻草痕迹图三红烧土内的稻草壳痕迹图四浮选出的粟粒炭化颗粒人类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如今，较大的河流北淝河、涡河均距遗址较近，可给人类提供生存的物质来源。据有关专家现场考证，在遗址南约1公里处，有一个东西向的低洼带，推测当时也应是一条较大的河流。野生动物的遗骸告诉我们，田螺，生息在水草茂盛的湖泊、河流、河沟及稻田里。蚌，则多在泥底或泥沙底的水流较急或较缓的湖泊及其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