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草庵茶与中国文人茶艺术精神之比较.docx

日本草庵茶与中国文人茶艺术精神之比较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书云日本茶文化源于中国,在传入日本后形成了日本茶道。日本茶道之最纯正者为草庵茶,它以禅宗思想为核心,在形式和精神上都与中国茶文化有了很大的区别。茶文化在日本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奈良至平安初期,第二阶段是镰仓至室町时代末期,第三阶段是真正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草庵茶的形成时期。从国风文化开始的,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逐渐融合并获得独立,至16世纪日本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已摆脱了纯粹的中国模式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村田珠光在书院茶的基础上吸收了民间茶汤简素的风格,提出了佗茶的概念。他的审美观的不仅表现外在的形式美,更注重宗教的还原式的内省美,他将追求华丽的书院茶风改成了尊崇自然和乡间茶具的草庵茶风。继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将日本的和歌理论导入茶道,将日本文化生活中素淡、典雅的风格再现于草庵茶道。绍鸥之后,由千利休集大成,从形式到内容上确立了草庵茶道。千利休在茶道艺术境界上比绍鸥更有积极的创新。(1)中国的文人茶是中国茶文化的精华。中国茶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宫廷茶文化、文人茶文化、僧侣茶文化和民俗茶文化。其中宫廷茶文化虽然精致典雅的,但影响范围有限;僧侣茶文化也可以理解为禅僧茶文化,只流行于禅宗寺院,其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民俗茶文化概指民间因茶而兴的各种文化礼俗,包括普通民俗的饮茶,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但不过是作为一种物质性的饮料和人际交往中的礼仪媒介而被利用,即使有文化上的意义,也是一种民俗大众文化而已。只有文人茶文化揉合了宫廷茶文化、僧侣茶文化和民俗茶文化,既有其所长,又有自己的特色,成为中国茶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广大文人的参与使茶文化由物质性上升到了精神性,赋予茶以特殊的含义,通过饮茶使生活艺术化,同时又把艺术生活化。草庵茶与文人茶都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但其中又有很大的不同。对此,我们将从最能体现茶道艺术精神的茶人、茶具、茶境和茶魂四方面来加以认识。一、茶人茶人是茶文化的核心载体。草庵茶对茶人素养的要求体现在茶道的礼法之中。茶道礼法是十分繁杂而全方位的,只有主客紧密配合,形成一个整体才能完成一次茶事的艺术创造。如果客人不懂茶道艺术,对主人精心准备的茶道具毫无兴趣,或只说这茶道具好而说不出所以然的话,主人会觉得是对牛弹琴,感到扫兴。对茶道具的搭配,客人要恰倒好处地称赞,如果对无关紧要之处大加赞赏,同时却忽视了主人花费心思的地方,这样的茶人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茶人。茶事中的用语都是有规定的,初学者要照本宣科,老练的茶人可稍加变化。在整个茶事249中,主客都要保持严肃庄重的神态,不笑,尽量少说话。茶道精神“和、敬、清、寂”之“寂”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茶事的整个气氛就是“寂”———安静,不能有多余的声响,特别是不能杂谈。草庵茶中标准的茶室,面积为四张榻榻米,一次茶事的客人最多五人。最理想的茶室为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招待客人三名。草庵茶中的茶人,主客皆有自己的义务,双方合力完成一次圆满的茶事活动。与草庵茶相比,文人茶也有自己的要求,但因为文人茶不像草庵那样自成体系,没有“专业化”,故文人茶虽有各种规范要求,不过是一种泛泛的认同,不同时期不同的茶人自有说法。虽然如此,从一些诗词文章和茶书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文人茶不成体系的“体系”。中国文人茶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高峰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唐至晚唐,第二个时期是两宋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元明清时期,尤以明末清初最有代表性。陆羽《茶经·一之源》提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苏轼也有诗提到“: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2)明代文人对茶人的选择多有论述,陆树声《茶寮记·人品》中把茶人限定为“: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他又指出“: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与高流隐逸,有云霞石泉磊块胸次间者。”(3)屠隆《考馀事》卷三“茶笺”也专设“人品”一节“: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的,觉与醍醐甘露相抗衡,斯善赏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而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4)在确定“精行俭德之人”为茶人之后,参与品茶的茶人人数之多寡也极为讲究。张源《茶录》有云“: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5)品茶时茶客不宜多,客多则缺少雅趣,这是明代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但是,在明代饮茶走向幽雅之前,唐宋之时的茶人人数则随情况而定。其时以茶会友的雅事很多,此情况下雅趣自然是有的,但那是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众乐乐”,而不同于明人所追求的“幽雅之趣”。草庵茶中茶事进行时气氛庄重严肃的,主客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