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doc

《三國志》發微 （首發） 吳金華 探索西晉思想家陳壽的價值觀，發掘《三國志》的精蘊和筆法，透視三國史研究方面形形色色的疑點、難點、盲點，將一得之愚形諸筆札，名之曰《三國志發微》，這是最近二十來年最感興趣的課題。今彙集九則雜記，就有道而正焉。 本文聚焦的四個方面，涉及這樣一些問題：一是《三國志》的繁簡問題。鑒於以往的研究成果偏向其“簡略”和“脫漏”的一面，而對其中也有“詳贍”和“簡而不漏”的特點則鮮見論及，是故第一部分以“詳”字為討論重點。二是“實錄”的理解問題。隨着可資比較的同類史籍如王沈《魏書》等等的散逸，後代的讀者對西晉時代被譽為“實錄”的《三國志》日益隔膜，是故第二部分做一點比較研究。三是《三國志》的整體性問題。唐人劉知幾以來的一些批評家割裂了魏、蜀、吳三《志》，常常把眼光滯留在某志、某篇、某句上便大發議論，是故第三部分對頗有影響的《史通》略作討論。四是如何看待趙翼的“回護”說。只有充分瞭解魏晉語境的特點，把《三國志》65卷當成一個整體來研究，並注重“整體與部分的循環”等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劉、趙式的誤解。 筆者凸顯陳《志》的優點，並不意味着不贊成討論其缺陷。筆者認為，陳《志》跟所有傳世的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名著一樣，帶有時代的局限和個人的局限是毫無疑問的，例如傳世本《三國志》沒有《表》、《志》【1】，又如陳壽“評曰”中的思想認識基本上沒有突破時代的局限，等等；限於篇幅，本文沒有收錄這方面的內容。 本文在討論問題時，一切憑材料說話。須要聲明的是：立說務求實證，引文注重首創，這雖是寫作的指導思想，但囿於所見，理想也許遠離現實，但這確實是筆者的努力方向。 （一）陳《志》也有詳的一面 西晉學者認為，良史述事，以“辭約而事舉”為高（見《晉書·張輔傳》），陳壽的《三國志》以“高簡”著稱，這個特點打上了時代的烙印【2】。不過，“高簡”不等於一切從簡。這兩則重在說明《三國志》也有“詳”的一面，這是解讀《三國志》時不宜忽略但卻容易忽略的一面。 一、比較裴《注》及范《書》可見陳《志》之“詳”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稱陳壽之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其時，裴氏有許多記載三國史的完整著作可資比較，這當然不是隨意之談。可是，當“失在於略”的說法成為後人思維定式的時候，對《三國志》的臆說就極易流行而很難絕跡。關於陳《志》和裴《注》字數多少的問題，就是簡明的見證。 自從宋·晁公武（1105-1180）在《郡齋讀書志》中臆說裴《注》“多出本書數倍”，謬種流傳，生生不息；儘管臺灣學者黃大受早已徹底推翻了晁說，但至今仍然有人“把破帽年年拈出”（劉克莊《賀新郎·九日》）。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黃大受在《三國志及裴注字數之統計》中附錄的《三國志及裴注字數統計表》長達24頁，今僅抄錄其前言於下： 歷來史家，常謂裴松之注文較原書多出三倍或多數倍，類皆空泛之辭，竊有疑焉。特就《三國志》全書白文及裴注，就紀傳分別計算其字書，發現紀傳文多於注者甚多，注文多於紀傳數倍者亦有之。總計紀傳字數為350833，注釋字數為322643，是裴《注》字數實不及紀傳字數之多也。茲將各紀傳及注文之字數統計列表如後，以證明歷來注多於文之舊說，顯非事實也。（《三國志選注·概說》，臺灣正中書局1972） 鑒於上文在中國大陸不易見到，我在1998年撰寫的《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修訂芻議》中，曾針對校點本《出版說明》的錯誤，介紹了黃氏的發明。大意說，黃氏據殿本統計，得出“裴注少於陳壽本書”的結論是可信的，這可從十年以後發表的同類文章中得到支持。1983年，王廷洽发表了《應正確認識三國志裴注的價值》，1985年又發表了《略談三國志于裴注的數量問題》，其統計結果是：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正文366657字，注文320799字。此後，1990年崔曙庭發表的《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統計結果跟黃、王出入不大。我與張敏文根據百衲本統計的數字，跟黃說也很接近，具體內容見1990年出版的《三國志校詁》。 總之，從上世紀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 “裴《注》字數多於陳《志》”之說幾經澄清，照例不可能沉渣泛起了。不料，1995年出版的《中國通史》甲編介紹《三國志》時，既沿襲舊說，又創發新說： 裴注字書數約為本書的三倍，但亦有六十一篇傳（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傳）沒有注。 “裴注字書數約為本書的三倍”當然是沿誤之說，而“有六十一篇傳沒有注”也不符合事實。其實，《三國志》319篇（4紀315傳）正文中，“沒有注”的只有五十一篇。 當我們關注《三國志》“詳”處的時候，這“沒有注”的五十一篇就足以說明《三國志》並不是篇篇“簡略”；否則，博覽史料的裴松之何以竟有五十一篇找不到材料可補？此外，《三國志》中還有二十多篇的注文僅有短短數行甚至寥寥數字，可見陳壽並非一味求簡，他只不過是行文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