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李龙汪习根法理学（法哲学）（注法理学与法.PDF

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 李龙∗∗ 汪习根 法理学（法哲学）（注：“法理学”与“法哲学”同义，往往被交替使用，“在英语国家 里，Jurisprudence （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 域的分支学科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 年第15 版第10 卷，第714 页）。《牛津法律大 辞典》也明确指出，此二词意思相同。在我国也是如此，一般认为法理学就是法哲学，可以 通用，但在正式场合，多使用“法理学”一词。）是法学体系中最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普 遍性的科学，居于法律科学系统的最高层次，又是构筑法学殿堂和法治大厦的理论基石。古 往今来，“在所有关于人类制度的研究中，法哲学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注：〔美〕庞德： 《法哲学导论》，中译文载《法学译丛》1991 年第3 期， 第31 页。）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折 关头，回顾法理学百年的兴衰与沉浮、探索法理学内在的发展规律与走势，无疑具有重大的 社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道路都是坎坷曲折的，法学当然也不例外，而被喻为“法学之父” 的法理学，由于特定生存背景和制度形态的直接制约性极强，悠悠百年，饱经沧桑，走过了 一段充满艰辛与成功、血泪与欢乐、失落与辉煌的不平凡旅程。 一、艰辛：清末民初国人法理意识之觉醒 世纪之初，中国法理学思想萌芽于专制与民主、愚昧与进化激烈较量的腥风血雨之中。 此时，法学刚刚萌芽，（注：沈家本对中国法学的形成，曾于1913 年在《法学会杂志序》中 写道：“吾国近代十年来，亦渐知采用东西法律。余从事斯役，延访名流，分司编辑；聘东 方博士相与讨论讲求，复创设法律学堂以造就法律人才。中国法学于焉萌芽。”（《沈寄y í＠ ①先生遗书·寄y í＠①文存》）。）法理学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但法理的思想观点已 经闪现在维新变法先驱的头脑里，其杰出代表首推维新骄子梁启超。1898 年他发表《论中 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指出“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首倡开展法学研 究，回答了法的必要性、法的应然性和法的现实性，说明了为什么要发明法律之学、发明什 么样的法律之学及如何去发明法律之学。《饮冰室全集》这部专著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如下法 理思想：1.法律之地位。法是人类文明抑或野蛮的标尺，“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 “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2.法律之本质。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 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3.法律之功能。“法者，天下之公器”，法律是治理国家、 体现平等的工具。4.法律之范畴。论述了权利、义务与法的关系，“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 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盖希，故政府 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就法与道德而言，在考察了古代儒家和法学的有关思想后，认为两 者“异用而同体”，“相互为用”，不可缺一，“法治只有辅之以道德教育”，才是治国之良策。 5.法治主义论。“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为此，必须反对主权在君，认为立法权 应属于国民；必须立善法，而“善”与“不善”的标准在于是否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 福”；必须反对政府“滥用国家之威权，而以压制人民之事”，宣传主权在民学说。此外他强 调学习西方法律，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改造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当然，他的法理 思想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并不彻底否定君权等。从形式上讲，梁启超是中国近百年 来第一个较为系统阐述法理学的学者，其所撰《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是中国第一部法理学 专论。 法学理论与政治实践完美结合的典型代表孙中山，在吸收西方近代启蒙法学思想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当时复杂艰辛的国情，创造性地设计出自己的民主宪政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 ∗ 原载《法学评论》1999 年第4 期。 ∗∗ 李龙，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宝贵的法理思想： 1. 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律观。从批判封建制法是压制人民的等级法专制法入手，提出 建立确保人民自由权利的资产阶级法律，主张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包括民族平等、男女 平等、强调废除野蛮残酷的封建法律，制定合于人道的新法。2.依法治理国家的法治观。“立 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立国于二十世纪文明竞进之秋，尤不可以无法，所以障人权，亦所 以遏邪僻。法治国之善者，可以绝寇贼，息讼争。西洋史载，斑斑可考，无他，人民知法之 尊严庄重，而能终身以之耳”。（注：《国文法律思想论集》第582 页， 转引自张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