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政策冲突-人民网传媒.DOC

制度转型与政策冲突 ——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点 郑涵 孙绍谊 当前世界正处在多层次多方位全球化变革的历史转型期，空间高度压缩，新旧更替，交错，融合，汇聚，互动，并举… 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教授概之为历史的“变革与延续”，颇有见解。 作为当代世界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和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当代传媒业正经历着诸多重大变迁：大众传媒业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传媒技术形态不断创新和整合；民族国家、区域、国际与世界性组织三大空间，在冲突与合作中彼此解构与建构；国际文化经贸全球化跟世界经济一体化互相汇合；国际传媒业呈现共存共荣、多元多极的格局；广播电视普遍商业化；全球传媒监管体制经历着历史性转型。 制度转型是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面，其特点集中表现为转型中的政策，矛盾丛生，冲突层出不穷，其贯穿于价值理念、体制框架、政策行为、技术基础等多重结构，既充满活力，又进退维谷。 一、视点与盲点 随着我国愈来愈融入并深刻影响国际社会，中国传媒业也愈益强烈地经受着国际传媒业潮流冲击。在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传媒业重大的结构重组和发展态势，已经跟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切切相关。与此同时，国际传媒业世界性议题愈来愈快地成为我国学界讨论的话题，诸如传媒产业化与传媒公共属性、竞争与垄断、20世纪90年代国际传媒业融合与兼并浪潮、美国1996年电信法与放松管制、WTO与传媒经贸全球化，等等。 一方面，我们与世界变得日益紧密；另一方面，我们与世界之间还存在相当的间隔。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传媒业历史转型期，十字路口接踵而至，风险与机遇并涌。一方面世界图景似乎相当清晰，有关传媒的国际话题似乎应有尽有，在这一文化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学术话题很大程度上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往深里反思，其中许多又变得比较模糊。 我国学界国际传媒研究，近年虽有有很大长足，但相当程度上仍流于表象，给人深入乏力之感。例如，现代西方传媒政策的基本走向是什么，最近国际学界又是如何思考与争论的？在WTO语境中，欧美等国传媒产业发展政策与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而WTO有关传媒的法规与政策取向又界定得如何？国际传媒业放松管制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意图是什么，而这一政策潮流的一系列二律背反与实际效果又是什么？国家管理与超国家管理彼此冲突的当代命运如何，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而这对于其各自新体制的重建又意味着什么？等等。 有些国际传媒议题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例如，长期以来，竞争、垄断、管制、多样性四大问题彼此制约，难解难分，如何处理，这是西方传媒政策法规的核心任务。90年代以来，这四大问题对世界传媒大国和国际社会新的挑战又在何处，它们关系的协调难在何处？在当代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社会，版权问题关系重大，版权经济已经成为极少数最重要的经济形态之一。然而，对于影响世界至深的美国1998年数码版权千禧法案和2001年欧盟版权指令，国内学界反映寥寥。传媒新技术构成了当代国际传媒业变迁的基础。如何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结合中深入细致地透视这一问题，空间很大。 深入而又具体研究这些问题，这有助于切实而不是空泛地，全面而非片面地把握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面：制度转型与政策冲突。 二、传播政策范式的历史转型 无论从国际社会，还是民族国家角度看；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方面分析，传播政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传播政策范式的历史转型往往标志着一个传媒新时代的来临，是透视当前国际传媒体制转型的关键所在之一。20世纪90年代英美电信法与欧盟无边界电视令、美国1998年数码版权千禧法案和2001年欧盟版权指令、WTO货物与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协定等就是明证。 库伦伯格与麦奎尔二位教授认为，传播政策源于政府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商业/工业企业运作之间的互动，双方都期望通过特权、规定以及约束来实现各自的利益。按其历史发展阶段，他将现代传媒政策划分为前后连续的三大范式：第一阶段为传播产业政策的萌发阶段，从19世纪至二战爆发，政策重心在私人所有制，管制的目的并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促进竞争，反对垄断；第二阶段是传媒公共服务政策，自1945年到1980/1990年，其特征是规范和政治上的考虑多于技术方面；第三阶段转向一种新传播政策范式起，其基本特点是全球化快速发展，但民族国家的传播政策依然作用显著，民族国家政府、国内公司、跨国公司三者共同主导着传播政策的变化，公司力求放松旧有管制，以此拓展并打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空间，政府则正从干预市场发展的管制中退出，并且在不得不设定优先考虑的次序时，给予经济而非社会与文化福利更多的优先权。与第二阶段传播侧重于政治考虑（公共服务和国家利益，强调政府干预，主要关注自由、多样性、内容质量、问质性等）不同，第三阶段传播新政策通常遵循市场、技术、消费者和公民意愿的逻辑，而不是强行实施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