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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 牛荫冠 １９３７年１月，我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离开北平到太原，在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开始，我在牺盟会太原市委主持工作。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份左右，由于薄一波同志率领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赴晋东北、晋东南开展游击战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就调到牺盟总会参与了牺盟会的主要领导工作，直到１９３９年“晋西事变”（也叫“十二月事变”）后，由于统战工作遭到阎锡山的严重破坏，我才奉党的指示由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撤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这３年多的时间内，我一直在牺盟会的领导机关工作。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记忆所及略记如下。 一 牺盟会是在抗日高潮中产生的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主席并在１２月２７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红军抗日先锋军经过３个多月的东征，主动回师陕北。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个通电振奋了全国民心，伸张了民族正义，在统洽阶级内部也引起了极大震动。尤其是对阎锡山来说震动更大。 １９３６年５月红军回师陕北后，由阎锡山请来的蒋介石１０个师却赖在山西不走，想借“剿共”之名把阎锡山吃掉。这对阎锡山来说，已成了他当时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当时，摆在阎锡山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联蒋剿共”，一条是“亲日反共”，一条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共抗日”。究竟哪一条路对他有利呢？经他再三考虑，还是从他的“存在就是真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这时，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在１９３６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起，在九·一八５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式宣布成立。 当时，太原一方面存在着日本领事馆，挂着日本的国旗，日本特务机关和阎锡山还明来暗去地勾搭。另一方面又允许成立“牺盟会”这样的抗日组织，不过不让提“抗日”，而只能提“抗敌”。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是生产党员。就是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也很多。这一点，阎锡山心里是清楚的。他自认为凭他多半生的政治经验，是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人的。但是在阎锡山上层集团中的旧军政人员，几乎都是反对牺盟会的。在阎锡山面前讲了许多牺盟会的坏话，甚至还在阎锡山面前造谣说什么“山西国民师范挂起了红旗”。意思是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我记忆较深的一 次是阎锡山从太和岭口退却下来以后，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把我们几个牺盟会的领导人找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太原了。我库里还有一些枪枝，发１万枝给你们牺盟会。”阎锡山要发枪给牺盟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就引起了一些军阀、日军政人员的竭力反对。结果减了一半，只给了５０００枝。５０００枝也好。我们除发给一些县区牺盟会游击队以外，太原牺盟会还留了一些搞训练用。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心区和县，可以说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是掌握实权的。但是也夹杂着一些阎锡山的旧势力。在牺盟会内部，尤其是在刚成立的时候，斗争还是很复杂的。１９３７年太原撤退以前，就听到有一股风言风语，说什么“牺盟会是薄一波的。”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分裂作用和破坏性的。为了及时打击坏人从中离间，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在总部整整辩论了一上午。他曾在会上说，牺盟会是牺盟会的，怎么能说成是我的？来牺盟会工作的人大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又不是我委派的。类似这样的明争暗斗还不少。但占绝对优势的，还是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严格遵守抗日统一 战线原则的共产党员。 二 牺盟会的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后，经过改组，从组织领导、人事配备、工作任务到活动范围，都与初期有很大的不同。 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增派了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唐方雷、刘亚雄、谷景生等１０几位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同时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北方局又挑选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太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原先在北平清华大学学习。曾在清华大学的党支部、西郊区委、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过。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李雪峰同志（当时他是我的党内直接领导人）对我说，要挑选一些对山西情况熟悉一点的同志回山西工作，而且最好是山西人。因为阎锡山不信任外地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