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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俊卿：多角度分析谁才是城市建设中的服务者 对于城市建设来说，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如果将城市视作足球场，市民就如 同在场上奔跑的足球队员，其对幸福的追求，便相当于球员们对胜利的渴望并因 此付出的努力。球场上，双方球员为夺取胜利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不论是智慧的 战术较量还是纯粹的身体对抗，都与当前社会竞争相似，都是自发而又自然的行 为。政府就如同裁判，掌握着全局，但绝对不是直接加入竞争。很难想象，一个 裁判去指导球员如何踢球，抑或亲自踢上几脚是什么样子。 裁判永远不是比赛的主角，裁判存在的意义永远是为比赛而服务。每一场比 赛的球员很多，裁判却很少，所有球迷看比赛的理由是为了体会足球的魅力和欣 赏球员们出彩的表现，没有人为了看裁判而看足球。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球场就是小社会，城市即是大球场。在建设幸福城市的 过程中，政府就是裁判，职能之一就是为努力的市民提供服务。美国政治学家萨 缪尔·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 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服务型政府，能够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把经济决策权 归还市场，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审批，最大程度地提高政府效能。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北欧，去看看这片“球场”上正“驰骋”的“球员” 和 “裁判”。 在北欧国家的城市，人们的工作时间很短。每周5个工作日，平均工时大概 在35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7个小时。北欧的饭店、 商场等场所一般也会在每天晚上7点谢客，因为饭店的老板和员工需要休息。完 成工作之后，人们或是开车回家，花大量时间陪伴家人，或是在公园中逗留，享 受劳累后难得的清静和放松。北欧瑞典人有一句古话发人深省：“钱是可以储存 的，而时间是不能储存的，你怎么花时间，决定了你一生的生活质量。”可见他 们对享受生活的重视。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这样生活的人会被斥责为“混日子”抑或“没有上进心”， 但是恰恰相反，北欧人的平均工资要远远高于国人，这也意味着，他们是用极少 的努力获取最大的财富，而后便悠闲地享受生活。也许有人会问，北欧的政府为 什么不干预呢？在北欧，政府几乎是 “隐形”的。北欧的政府非常 “袖珍”，他 们并不会大规模干涉老百姓的生活，而是立足于长远的发展，为市民生活和工作 提供各种服务： 提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公益性服务，重点发展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 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芬兰政府就为市民建立起了“从摇篮 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整个开支占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而促 进科研和资助科研人才的经费占到了整个国家GDP 的3.5%，比军费的开支还要 高！1 为劳动力提供民生性服务，促进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在北欧很多城市，都 设有专门的 “劳动力市场管理委员会”，为全部市民提供就业服务。而且，很多 城市还设有专门的就业服务支持金，专门用于解决失业问题。 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北欧各城市，政府都不是社会投资 主体，不干涉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为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每年，他们 常常拿出一定的资金支持企业用于技术研发，甘为企业发展的服务者。 在北欧城市，人们都可以悠闲且无后顾之忧地生活，这正是北欧政府提供强 大服务的必然结果。或许，有人无比羡慕北欧市民的生活。其实，这倒大可不必。 在我国，政府扮演的角色，已经从管理者逐渐过渡到服务者。2004年，我国政 府首次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在党的十六大 之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 “服务性政府”的方针，大量的审批权被取消，政府 不再直接干预社会的一般事务，而是转为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为各类市场主体提 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等竞争的条件，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 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服务等多个方面。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再次将建 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写入其中。 在我国幸福城市建设过程中，服务型政府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在中国所有城市中，邯郸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并不出众，但是，生活在这里 的市民，在当地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后，却可以触摸、感受到幸福。邯郸政府 的服务职能，不仅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还能增强居民的自我价值感，体现了公 平、公正，是建设幸福城市最有力的支撑。 1沈尤佳、张嘉佩，《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 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