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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人才发现、培养和使用的战略思考 范黎波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将人才定义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这个主流定义隐含了人才是“匀质的”、标准化的和普适的；兼顾了投入和产出两个分析端口，特指那些具有成功潜质的专业人才和事业上已经有所成就的成功人士。 其实，人才不全是匀质的和标准化的，还有非标准化的和个性化的，即俗称的“奇才”、“另类”和“非常规人才”。事实上，“钱学森之问”和“乔布斯奇迹”都影射了非常规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的问题。 理论上说，非常规人才是一个黑箱，其发现、培养和使用是一个过程连续体的三个环节。这个过程隐藏了太多的矛盾和对立，包括通过什么路径发现人才，发现以后能否定制化和个性化培养，培养后是否能为其搭建平台，是否能放手使用和容忍失败等等。显然，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它绝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建议性分析逻辑，旨在消除认知误区和经验偏见、剖析非常规人才的成长条件和探索可行的实践逻辑。一、释义：非常规人才 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达到一个较高的平均智识水平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再完美的社会也存在能力差分、机会不均和层次差异，也会自然产生庸众。人的能力和机会天生是不平等的，成长环境也各有各的沧桑和离奇，正如罗伯特·西蒙所说，蚂蚁在崎岖不平的海滩上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并非其认知的复杂性使然，而是环境复杂性所致。 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在人们的心目中非常规人才也各有各的喻义。然而简单的共性是存在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最终成为少壮派、新生力量和精英的非常规人才起码包括两个群体： 一是“钱学森之问”所指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些人是绝对的少数，其创造力和想象力都很强。简单计算一下：中国目前在校学生人数为 2.6 亿人，其中小学和中学分别为 1 亿人，幼儿园和高校分别为 3,000 万人，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大约为 600 万人。因此这些人大约是 1%～10%，即 6 万人～60 万人。现实中，有一些人是幸运的，但悲剧从未终结。很多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能备受“虐待与歧视”，或遭遇“精英教育”不公正的待遇 （甚至拒之门外） 难以入俗和入行；或是不被“主流社会”认可，成为主流之外的另类；或是成为十足的草根、叛逆者或无名小卒，只能特立独行、苦苦探索，等等。 二是具有预见性、走在时代前列的“天才”，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他人不能及的“天赋”。这是法国启蒙时代作家狄德罗 （1713-1784） 在 《拉摩的侄儿》 中所描述的。狄德罗认为，普通人会将这些人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也许这些人会成为偏见和法律的牺牲品，成为人们眼中的邪恶分子，因为“天才是不可分割地与邪恶在一起的”。事实上，乔布斯的“野蛮与愚蠢”就是这种人的一个缩影。他个性张扬、爱憎分明、追求完美，这使他创造出完美的产品成为可能；他不讲中庸，很少妥协，对自己不喜欢的产品常常毫不隐晦地批为“垃圾”、“狗屎”；他果断且不拘一格地聘用“真正人才”，毫不留情地辞退庸才；他参加过具有“禅宗”特色的公社组织，到印度旅行七个月，寻找精神导师，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嬉皮士生活。 黑格尔对拉摩所代表的天才 （狄德罗定义）饶有兴趣，认为天才具有“分裂的自我意识”，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是对“现有存在”的批判，可以驱动新精神的产生与传播。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论述作了深入阐释，“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学说。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间衰微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恶劣的情欲、贪婪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当我们需要准确界定非常规人才时不难发现，这个群体不论在基因上、文化上还是成长经历上都存在很大的独特性，他们的叛逆精神和非理性取向既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阻碍社会进步；既可能成为成就事业的助力，也可能使事业毁于一旦。 二、发现：察举路径还是科举路径？ 历史地看，人才发现主要有科举路径和察举路径。 科举路径的制度含义是：获取一种资源的标准越刚性，获取一种资源的门槛值越高，参与者的机会越均等，社会公平性越强。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草根阶层可以通过读书和上学改变命运。然而这种路径特别适合于标准化和普适性人才的发现和选拔，对非常规人才的发现却可能是一种灾难。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发现非标准化人才或个性化人才可依赖于察举路径。察举路径确立于汉代，是一级一级向上推荐各类人才、最后由高官直接推荐给“上级”的人才发现路径。汉代按四项标准分类取人，所以称为“四科”。察举制的弊端是以德取人，权力在“朝廷”；以名取人，权力在士人群体；以族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