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社区治理挑战下的国家应对策略-地方政府与社会.DOC

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社区治理挑战下的国家应对策略 作者：肖林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分离成为明显趋势。但不应忽视的是，国家也在不断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建设，这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国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制度约束，并选择了强化渗透能力的应对策略，即采取组织渗透、功能渗透和程序渗透这三种密切关联的渗透方式。这些策略调整同时带来多种积极效果和消极后果，而且不同渗透策略对不同类型的合法性影响也不同。就社会的成长而言，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同时也提供了社会对国家反向渗透的机会。 　在传统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生活乃至私人邻域都处于国家的高度控制和全面渗透之下。工作单位具有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重功能，成为国家进行整合、控制和动员的最主要载体。个人高度依附于单位，自主性的社会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在城市管理中，住宅区只是单位制在居住空间的功能延伸，街道—居委会体系对单位制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趋势日益明显，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逐渐浮现，这意味着国家从某些领域局部性退出或者改变其权力的运作方式。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单位制的衰落使得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能力大不如从前，在城市基层社会面临着重建权威的任务。随着社区制取代单位制和街居制成为城市管理的基础，国家以新的策略和途径重新渗透到基层社会之中。 转型时期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再渗透与单位制时期的全面渗透之间，既有着一定的延续关系也有着明显的区别。面对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新挑战以及法制化的制度约束，为了尽可能地实现自身的意图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国家作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行动主体选择了哪些应对策略来重新渗透到基层社会之中？这些渗透策略和途径具有什么样的新特征？由此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和后果？又如何影响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国家渗透能力属于“国家能力”的一种，西方学术界“国家能力”概念建立在“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国家自主性理论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和多元主义把国家单纯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争夺利益的平台，而将其看作有目的、有理性的行动者，强调国家自身的意志、利益、逻辑和能力。 　　迈克尔·曼（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对国家权力性质的划分对国家能力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指出，国家权力具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种是“专制（断）权力”，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另一种是“基础性权力”，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贯穿市民社会，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是一种国家渗透和集中地协调市民社会活动的权力。他根据两种权力的强弱不同组合划分出四种理想类型的国家形态：封建制的、帝国的、官僚政治的—民主制的以及威权主义的。在他看来，基础性权力大为增强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非常紧密的相互渗透。 　　迈克尔·曼的“基础性权力”概念激发了政治学界对“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问题的关注。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的研究中，米格代尔（ＪｏｅｌＳ．Ｍｉｇｄａｌ）认为，国家政权向社会的渗透不仅包括了国家机构和人员的下沉，而且还包括国家配置资源以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和管理民众日常行为的能力，是国家成功地使用国家规定的规则取代人们自己社会行为的倾向或者别的社会组织规定的社会行为的能力。他划分了四种国家能力：社会渗透能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汲取资源以及按既定的方式拨款或使用资源的能力，这些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国家的“强”或“弱”。米格代尔还提出“社会中的国家”概念，认为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两方面中都各有若干不同因素在不同方向上相互交织和彼此塑造。 受到米格达尔研究的启发，王绍光和胡鞍钢在国内最先提出了中国国家能力及其建设的问题，将“国家能力”分为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四种，其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李强则认为必须区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这两个概念，他借助于曼的概念指出，传统中华帝国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国家管辖范围宽泛与国家实际渗透社会能力软弱，而缩小国家专断权力的同时扩大基础权力是现代国家构建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在城市社区的研究中，朱健刚较早明确提出了“国家权力是如何渗透到城市的基层社会中去的”这一问题，并且给予基层党组织以特别注意。他指出政府积极地构建街区“权力的三叠组织网络”以保证权威的合法性，即正式行政权力网络（街道办与居委会）、非正式权力网络或行政支持网络（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党的组织网络。他认为，一方面是行政权力在街区的不断强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自治空间的成长，由此可能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强国家、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