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doc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行为。现行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自1988年补充规定设立这个罪名以来，反贪司法实践中极少看到单独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名，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案例。绝大多数案例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都是以依附在巨额贪污罪、贿赂罪等罪名之后出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事实上沦为“附带性”罪名。因此，有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好像一个“口袋”，把贪污贿赂装了起来，成了巨贪们的保护伞，废除本罪罪名，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惩处。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受贿等犯罪密切相关，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可判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最高刑只有五年有期徒刑，造成对贪官处罚偏轻；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有一个量刑档次，且量刑幅度较窄，不管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有多少，只能在五年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量刑，不符合“罚当其罪”的原则。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从五年提高到十年；二是将一个量刑档次修改为两个量刑档次在立法上适当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并不意味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了，司法机关肩上的责任并没有减轻。说贪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因为司法机关查不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部分巨额财产是贪污、受贿所得。这说明司法机关的侦查手段和侦查技术确实有需要提高和改善的地方。近年来，一些大小贪官落马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给办案的纪检、检查留下大笔糊涂帐并拒不交待，虽然收缴了不义之财但是贪官大多数多保住了性命，于是可以从中看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贪官的“挡箭牌”。胡长清案除法庭认定的受贿、行贿事实外，另外还有160多万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原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丰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提供帮助，收受赖昌星等人的贿赂45万多元，并有74万多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丰无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是符合刑法科学原则和发展趋势的。刑罚轻刑化是世界刑法的发展方向，加重本罪的刑罚设置，不附刑法科学性要求。由于我国对贪污贿赂罪仍有死刑的规定，因此，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归入贪污或者贿赂罪，都有可能增加死刑的适用。轻刑化1979年刑法规定受贿罪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就是参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经验而制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关于“不能说明”的规定，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刑法的正义性要求，显示出科学性。保留97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规定，并不是放纵公职人员犯罪。主张加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设立多档刑期，甚至无期徒刑，表现的是一种“重刑万能”思想的倾向，这是治理不了公职人员贪污受贿行为的，要发挥刑法的震慑力，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首先要提高刑罚实现率。正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刑法的本质不在于刑罚的严厉，而在于刑罚的实现。提高贪污贿赂案件的查处率和追诉率；打消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事实上的附带罪名，主要原因并不是法律条文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执法、司法状况整体上不够好，相关配套措施制度缺位或有制不行，法定反贪污贿赂类犯罪专门机关职能发挥不够好等都是重要根源。有必要保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罪名，而且应当将这个罪名作为反贪司法实践的首选利器；二是在维持现行刑法对本罪设定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规定的同时，增加设置财产刑罚即并处罚金或没收部分或全部财产；三是授权省级法院、检察院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规定差额巨大的数额标准；四是将法条中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修正为“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总之，反贪污贿赂斗争的基本点应当是尽快将有贪贿行为的公职人员予以查处，剥夺其公职，使其失去贪污贿赂的依赖的职位、权利，而不是把小贪养成大贪，把大贪养成巨贪，再去处以重刑，去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