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知识能力更重要使命是价值引领.doc

比知识能力更重要的使命是价值引领 ——以辛亥革命中的妥协智慧教育为例 毛 经 文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铸造未来国民的核心素养，为学生的成长服务，培养他们具备未来社会所需的素养。而培养和完善未成年人的素养主要是在中小学阶段完成的。不同学科、不同课堂承担各自不尽相同的养育侧面。历史学科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文学科，其本质就是养育学生人格，让精神站立起来，养育成长，服务未来人生，为学生的成材、成功、成长、成人提供独特的营养[1]。这种独特的营养落实到我们平时的历史课堂教学中具体表现为“时空逻辑、史料实证、发展眼光、多元联系、客观评判、置身理解”等六个方面。让学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能时时、事事、处处具备“基于时空与实证、立足发展与多元、善于理解与评判”的价值理念与素养。因此，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价值引领与价值担当就显得异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知识与技能虽然可以产生力量，过程与方法也能培养能力。但从历史知识中挖掘出的价值观却能决定方向。知识产生力量、价值决定方向。当然，这种以提高学生素养为终极目的价值观的导引就必须正确，必须是关乎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如果缺乏价值引领的正确选择，任何机会都可能变成陷阱与危害，能力越大，破坏性越大，毕竟希特勒的阴魂仍在人类上空盘旋，仍在寻找新的代理人[2]。正是基于提高学生素养的终极目的，辛亥革命的价值引领与价值担当就不仅仅是“暴力革命”的典型，它也是“妥协”的典范。其中的妥协精神与妥协智慧就不是变节、投降、失败，不是对对敌人的投降，或是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一种化解历史困境的有效机制之一，也是一种珍贵的历史遗产，比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更重要的使命是价值引领。 1．妥协让辛亥革命成为了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和低烈度的震荡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统一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汉族和满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民族妥协与和解革命智慧高明妥善地处理了民族矛盾、民族关系，保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 。南方革命政权和清朝皇室之间的政治妥协与和解大范围、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和流血牺牲零和游戏孙中山袁世凯两大政治巨头之间的权力妥协与和解使得辛亥革命责任内阁的成立政党政治的尝试国会选举的顺利进行，都曾使新生的民国呈现出勃勃生机。冷静坚毅、耐心、讲求实际不易激动的性格强烈地契约精神冲突时冷静淡然，三思而后行，小心求得解决，避免极端主义出现能够容忍冲突另一方的存在事物的特殊性高于一切。利益冲突通过谈判、协商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辛亥革命民初围绕政体选择与制宪问题展开的，建立处于竞争关系的各种利益集团可以达成共识妥协机制对袁世凯政府采取了单一的抵抗性政策袁世制度之外的手段结束了宪政。妥协与谈判是立宪政治的精神所在，也是立宪是否能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议会民主制度的设计中暗含着对于政治互动的激励，有助于减少政治分裂，有利于民主制度生存。缺失宪政文化与立宪精神《临时约法》《天坛宪草》《中华民国约法》反映了国内各种力量对于政治利益的诉求了内阁制的外，内阁制的精神。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区别在于总统制下总统和国会是由人民所选举产生的总统除了拥有不完的否决权外，解散国会的权，双方各行其是当立法与行政步调一致的时候总统制会表现出极高的行政效率两者发生政见分歧， 彼此制衡只能维持僵局；会强势，造成跛脚总统总统强势，近乎独裁。而在内阁制体下内阁总理为行政首脑，总理从国会内的多数党中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内阁与国会之间的天然联系；内阁制政体赋予内阁请求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而国会则拥有对内阁的不信任权；一旦双方发生无法调和的分歧，总统可以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并由新产生的国会来决定内阁的去留，用民选的方法来决定孰是孰非，而不至于使矛盾僵化。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了这种制约机制才使得双方都不会轻易使用手中的权力，而是更多的倾向于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来达成某种共识，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性妥协。民所采用的责任内阁制政体，恰恰是只学得了内阁制的外表，而不具备内阁制的精神。同盟会只看到了内阁制中国会可以主导行政，从而使袁世凯成为虚君的一面，而完全无视了内阁制的妥协精神政治诉一概回绝。所以从《临时约法》到 《天坛宪草》都片面强化了国会对内阁的同意权、弹劾权和不信任权，而没有赋予总统以切实可行的解散权；一发生政见或分歧，国会可以毫无顾忌地使内阁下台而总统却没有办法解散国会这很容易造成国会对倒阁权的滥用1912 年到1913 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袁世凯被迫换了4 届内阁，甚至出现了国会在一天之内提交 6 份弹劾议案的情况，其原因同样是国会独大所造成的。理，当时只有袁世具有整合全政治恢复中央权威并实现真正统一的能力他被推为临时大总统，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