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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明：百年启蒙中的几个重大偏差 　 2007年07月27日07:41 　 南方周末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翟振明 国人对启蒙的几个重大误读： ●只关注启蒙对社会历史的实际作用，而很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误认为启蒙代表工具理性的张扬，价值理性的式微。 ●虚构所谓“启蒙系”与“法政系”的对立。 ●误认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就是倡导自私自利。 1989，柏林墙。再高的墙，挡不住心的出走 对“启蒙理性”的讨论，是最近几年华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我看来，这些讨论有一些新的洞见，但总体来说，论者对启蒙思想的实质的理解有很大偏差。 义理与因果的混淆 欧洲的启蒙，首先是由哲学家在学理层面对人类以往的理念系统的谬误的揭示及对如何克服这种谬误的一种倡导。哲学家们认为，以往历史上大多数人都依赖自己理性之外的所谓“权威”来获得指导生活的基本信念，但是，这种权威是靠不住的，并且，就算人们在“权威”那里获得了真理，只要这种真理没有被理解，也是没有价值的。这里所说的价值，并不是就这些真理的传播能否导致社会的改造或历史的演进而言，而是对每个个体的生活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言。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号召人们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去把握生活的真谛，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把握直接就使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而不是因为它会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造成更好的后果。这正如，你看到有一群人在饮用有毒的水而不自知，你去劝阻他们不要喝这些水，首先是因为你认为喝这些水有害他们的健康，损害了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怕他们得了病就不会给社会进步做贡献。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把人的理性和自律看成道德生活的前提，这正是继承了苏格拉底在“未经审思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中的基本理念。这样的话，我们要评价启蒙，就要首先对这种学理本身的基础进行反思，亦即义理层面的评价应该是最基本的评价。 但是，汉语学界对启蒙的反思，基本忽视这种义理的反思，而是一开始就进入与思想层面的启蒙运动貌似相关的政治历史事件的讨论。像杜维明所说的“启蒙心态”与现代性的关联、朱学勤等对启蒙与革命的因果关系的阐释、李泽厚等直接把（中国的）启蒙与救亡看成“双重变奏”，等等，都只关注启蒙对社会历史实际上似乎起到了什么作用，很少涉及启蒙思想在学理上是否有先验的依据的根本问题。 当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大都同时是社会活动家，他们不但力求在义理层面超越前人，也努力促成社会历史的变化。但是，一种思想在哲学理论层面是否成立，毕竟与这种思想在历史变迁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不容混淆的不同层面的问题。很多人都以为法国革命的血腥是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确切无疑。在理念上，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实质，正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目的王国”中的对等主体，与雅各宾的血腥专政理念恰好相反。另一方面，要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里理清一种思想与一个重大事件的因果关联，却不是一般的观察分析就能做到的。在我看来，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问题，是一个容易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的雷区。 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我们现在所知的，大多数也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但是，他们对新思想义理方面的学理基础的兴趣接近于零。在基本还不知道如何去思考新思想中的义理根据之前，他们就把这新思想当作改变世界的灵丹妙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盲从思想本身恰好就是启蒙思想家要摈弃的，我们怎么还能把他们看成是“启蒙”者呢？把他们的行为称作“启蒙”，就是论者忽视启蒙运动的义理层面、只看到其社会因果层面的结果。这样的话，他们的基本态度就是启蒙思想家要反对的，因为他们把当时被启蒙了以后过上新生活的人只当作工具，当作服务于随后的社会进程的工具。 总之，对启蒙进行反思，首先要从学理上追问，启蒙思想家设想的人的更好的生活状态，真是比以往的生活状态更好吗？其次，我们才问，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变迁？最后，还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变迁后的人类生活是否变好了？对这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又要依赖于第一个义理层面的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问题的回答。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读 常常有人说启蒙的理性主义导致了革命与专制，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则导致了温和的民主改良。这种说法，乍一看，还真有点像。你瞧，英国人的哲学都是经验主义的，他们那里只发生过温文尔雅的“光荣革命”，不像盛产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欧洲大陆，动不动就流血、革命、专政。但稍微推敲一下，马上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如上所述，理性主义的精髓是提倡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独立判断、自主选择的潜能，而暴力与专政概念刚好与此相反。应该说，作为启蒙运动反弹的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与暴力和专政的关系则是相当明显的。既然我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都是我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哪里还有理性不理性、启蒙不启蒙的区别？很多人以为抛弃了神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