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在地化的挑战1990年代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暨南大学课程.PPT

三、全球化、國家主權以及影響 此種現象顯示出，區域性組織能讓其會員國獲取全球化體系的經濟利益，但可減少其負面衝擊，此種信念也孕育一些相關的區域性組織，例如南美洲在1985年到1990年之間出現巴西與阿根廷的貿易協定，之後在1994年之前產生南美共同市場（the Southern Common Market）(Frieden, 2006)。 三、全球化、國家主權以及影響 因應全球化衍生的主權危機，國家可能實行的另一策略是在地化（localization），因為儘管全球化經濟體系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但是英美體系國家文化亦伴隨此一經濟體系入侵到其他國家，因而對既有的母文化產生極大衝擊，由於母文化是認同的基礎，所以全球化經濟體系將危及既有的國家認同，此種情況往往使許多國家採取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因應策略，以藉由保護自身文化的策略來維護國民的國家認同（薑添輝譯，2005；Schriewer, 2003）。 三、全球化、國家主權以及影響 此種關連性顯示，國家並非被動遵守全球化的指示，而是積極的採取轉化性行動以獲取全球化的資本利益，同時也要維持本身國民的國家認同(Dale, 2003; Schriewer, 2003)。 三、全球化、國家主權以及影響 在處理此種經濟與政治的雙重任務時，Green (2006)認為教育將扮演關鍵性角色，因為它是保存與傳遞文化的主要基地，Parsons（1961）便主張學校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功能能使學生內化社會價值體系到個人的思維中，因此Green (2006)進一步指出，此種強大的教化功能將使國家強化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並且在相關課程中引進更多的國家認同元素與內涵。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伴隨全球化經濟體系的發展，新的要素是知識經濟，其特性不再是以往具有具體化或可觸摸的型態，而是具有高度彈性、應變力、創造力等，這些著重於契合動態社會需求的迅速服務，因而著重於知識的運用與創新。這些新特性將社會推向知識經濟的型態。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新的全球經濟需求具有迅速學習以及能用可靠與創新方式工作的工作者。(Morrow and Torres, 2000: 33) 此種特徵不僅將社會推向知識本位的型態，並且也影響高等教育的目標，因為高等教育是傳遞專業知識的主要場所 (Stromquist, 2002)。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一些國際機構能進一步強化上述的連結，因而強化利伯維爾場的概念與重要性。例如OECD便積極介入此種任務(Morrow and Torres, 2000; Rizvi and Lingard, 2006)。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原本OECD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組織，然而後來卻逐漸聚焦於教育議題，其基本假定是，教育是傳遞知識的主要機構，因而高等教育直接影響個別國家的人力資本之品質，此種品質進而影響其國際競爭力，國際競爭力更影響個別國家的經濟與國力，上述關連性彰顯出，教育、國際競爭力與國力之間的密切關係。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此種關連性也使OECD致力於說服其會員國在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的資金，同時也大幅宣傳利伯維爾場或是新自由主義是提升高等教育效能的關鍵概念，此種取向背後的成因之一是，OECD的高級官員大多來自美國華爾街，因而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提升效能與競爭力的萬靈丹。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利伯維爾場的概念同時意指，政府的干涉需極小化，利伯維爾場的力量需極大化，因此在OECD的推波助瀾下，其會員國逐漸認可新自由主義的哲學觀，亦即從社會正義逐漸轉向利伯維爾場的概念 (Rizvi and Lingard, 2006)。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此種轉變顯示，在全球化情境中，國家正改變其自身的功能與政策。Lingard (2000)便認為利伯維爾場的價值觀足以重構國家的功能，從保護市民的社會責任轉向國際競爭力，以獲取更多的資本利益，所以社會福利被重新界定為特權，而非基本權利，國家的責任亦非以經費重分配的方式，為人民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或是追求更高層次的均等，新的任務是賦予社會成員的受顧能力（employability）的個別性自我效能（individual self-sufficiency）。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Apple (2000)便指出，此種連結能將採納全球競爭力的保守性論述（conservative discourses），此種論述所帶來的新哲學觀是，要契合全球化的要求，弱化的國家職能以及強大的市場功能是最佳選擇。 四、新自由主義、人力資本與教育 這種哲學觀能將成本與利潤的觀點加以正當化，並成為經營教育的鐵律，其結果是，源自私人企業以強調成本與效益的新管理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