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训诂学的产生与发展.ppt

第二章 训诂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 训诂的产生——先秦两汉 1训诂的萌芽——先秦 训诂工作产生于先秦，是由于教育的需要。 《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初级的识字教育。 《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者，……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可见在习学礼乐的高等教育中，文献阅读是重要内容。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古今南北之隔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使“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戴震《尔雅文字考·序》)， 这就需要教育者去作“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的工作。 只是当时这种工作大量是口头进行的，没有系统记录下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在文献正文中零散出现的材料。 如《孟子·粱惠王下》：“畜君者，好君也。” 《周书·谥法》：“和，会也。勤，劳也。”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 《庄子·让王》：“无财谓之贫。” 更多的训诂材料保存在解经性质的“传”“记”或“说”“解”中，如《春秋》“三传”、《周易》“传”、《礼》“记”、《墨子》“经说”、《韩非子》“内外储说”、“解老”及《管子》五“解”等。 《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虽不直接解经，而亦包含有训诂的内容，如《周语》中记载叔向对《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一段作了逐字解释，可见训诂工作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基础。 但是就现在所看到的先秦的训诂材料而言，尚未独立和系统化。在那些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训诂材料中，训释词或解释语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让人明白被释词语的意义，同时也在阐明某种政治或哲学主张，甚至可以看作是证明某种观点的证据，例如《左传·宣公十一年》“止戈为武”的解释，是用来证明“夫武，禁暴戢(收藏)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种军事观念的。 至于传记解说等书，更是自成体系的文献。由此看来，先秦的训诂材料与一般的文献材料并无本质的区别，往往是融为一体的，这就跟后世的纯训诂材料不完全相同，它说明当时的训诂工作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尚处于萌芽状态，尚未有意识地从作文中分离出来，尚未形成系统的专门性的训诂工作。 2训诂工作的系统化——两汉 真正的以解释文献语言为目的而系统进行的训诂工作是从汉代开始的。汉初，为了弥合长期战乱的创伤，维护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恢复和繁荣文化得到朝廷重视。于是学者们开始搜集“秦火”后流散的文献古籍，加以整理解释。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经学空前昌盛。当时的经学有今古文之分。 “今文经”指用汉隶写成的儒家经典，多数靠口耳相传，不拘字词本身，而好发微言大义，治经重实用而轻学术，如董仲舒治《春秋》，能以比例决狱，并用《春秋》灾异之变推导阴阳，而对文字训诂却不曾用心。他们虽然也用“传”“说”“解”“诠”“微”“诂”“注”等等书名，但实际上只是“为我所用”的义理推闻，很少语言文字上的真正训诂。 真正的语言文字训诂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由古文经学推动的。 古文经是指先秦用六国古文书写而在汉代被陆续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如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等。古文经中多古字古言，要明经义，必先攻克语言文字关，所以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学偏重识字考词，究心名物训诂，并且自觉地与传统“小学”相结合，因为先秦的“小学”是以用“六书”之法分析古文字的笔意为中心，这正可给经学家提供阐明经典意义的根据。 这时的“小学”已经不再是初等的识字教育，而成为传播古文经的一种工具。所以，当时的古文经学家同时也都是小学家。经学、小学彼此影响，相互为用，使训诂工作的进行有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与今文经学抗衡，让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而列入学官，古文经学家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语言文字和训诂注释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大批系统的训诂材料，从而使汉代的训诂工作空前兴盛。 汉代的训诂成果很多。就经传的随文释义来说，鲁人毛亨的《毛诗故训传》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文经学的第一部注释书，作于西汉前期，汉平帝时立于学官。《毛传》解诗，除字词句的诠释外，还包括序示题旨、标明“兴”体及离章断句等内容，并且综合运用了各种训诂体式和训诂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程式化用语，从而使训诂工作有章可循。 到了东汉，古文之学兴盛，讲《易》的有陈元、郑众、马融、荀爽，讲《书》的有盖豫、周防、孔僖、丁鸿、杨伦、杜林、贾逵、马融，讲《诗》的有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马融，讲《礼》的有郑众、贾逵、马融，讲《春秋》的有颖谷、服虔等。他们的解经材料，一部分被收在后人所作的集解中，也有一部分亡佚，而这些解经材料都是以训诂形式出现的。可见东汉训诂工作的兴盛。 东汉末年的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既通古文经，又懂今文经。今文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