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上下级博弈论.doc

浅论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一、问题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自古有之，但不同时期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各异。在现阶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纯意义上的“上传下达”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过程，即地方政府“强迫”上级政府同意变革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转轨得以成功的关键。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开始加剧：中央政府的许多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并不认真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者的政策博弈陷入白热化。近些年来，在宏观调控、环境保护、三农问题、农民工等诸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影子。　　在改革发展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运用政府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以求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已经不完全是过去意义上的中央从属机关。因其所代表的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的宏观利益存在分歧，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惜触犯中央的权威。　　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问题的产生机制与影响，并分析提出构建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可能性。二、 分析问题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入而引起的利益分配问题所引发的。产生的具体原因及表现：　　1.在财税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了分权化的进程。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分税制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经过十多年的平稳发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均有明显上升。但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财政支出的比重过低，预算外资金难以控制等等。　　2.在政治管理领域，下放中央政府的某些人事管理权，在扩大地方利益的同时，加重其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必须只能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按其受益范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国性公共物品，如国防、外交等；另一类是地方性公共物品，如消防、垃圾处理等。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应遵循的原则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必须尽量与受益区域内居民的消费偏好相一致。对于大多说公共商品而言， 一定要明确其受益范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上难免有模糊之处，带来的必是责权不分。　　3.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给予地方众多特许权力，并下放大批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陆续把绝大部分国营骨干企业下放地方政府进行管理。这些企业的下放不但给地方政府带来收益，而且也给地方带来了高质量的管理人才和大量的经济信息。同时，带来的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意识。　　　　首先，地方政府的“经济人”假设是其理论基础。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地位，促使其成为了具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由于中央政府下放了大量的财权、事权以及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稳定，促进地方繁荣发展，必然要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相关信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作出自己的理性抉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地方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短视行为，与中央的宏观政策相背离。　　其次，市场取向的分权化是其直接原因，因为这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且具有独立的任务与目标，导致的结果是寻求租金、追求自身收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更加方便。　　再次，地方政府的政绩要求是其产生博弈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得到晋升更多是依赖于上级政府的任命而非本地居民的投票，这也就是常说的“向上看”而非“向下看”。上级部门考核下级部门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绩考评。由于无法用计件或计时等手段具体量度，经常采取的措施也只能是排序考量，考察各地区的相对水平高低，主要包括GDP、吸引外商投资、税收等。各地方有时只片面追求政绩，经常出现诸如“形象工程”之类的事件，而忽视政绩考量之外的具体事务。　　博弈论的著名例子就是“囚徒困境”。简要地说就是两个同案犯被抓，分别囚禁审理。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法官由于没有充分证据定他们的罪，只能依据次要证据判5年；如果都坦白，则会从严处理，每人判10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则坦白者将功折罪，从轻发落，只判1年，而不坦白者将处以最高刑罚——20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分别被审讯，不知道对方作何选择，因而难以作出抉择。从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