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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 胡大平 　　一 引论 　　大卫·哈维（Harvey，D. 1935－），1960年以《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变迁》一文获博士学位，次年从布里斯托尔开始其教学生涯后，其后一直作为一名职业地理学家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后长期就职于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然而，他在当代人文研究中的影响已不是地理学所能够概括，在全球化、社会理论、文化研究、激进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等多个论域中，他已经成为被广泛引述的理论家之一。 　　在哈维的研究和著述中，充分体现了哈贝马斯所称的那种“解放旨趣”，以地理学想象为依托，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中包含的剥削和压迫，展望可能世界的乌托邦。在实现这一理论抱负的过程中，哈维一方面把自身的理论逻辑严格地限制于马克思的传统之中， 另一方面则试图以空间视角来整合由各种新社会运动提出的新型实践旨趣（如生态、差异等等），因此提出一种洋洋洒洒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Ecosocialist Politics）。 在今天的激进政治话语中，哈维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虽然他的相关结论（如“时空压缩”、“弹性积累”等）被广泛引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源，但实际上他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发展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理论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这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显著的矛盾，他的理论是通过他本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他并不以为然的“文化研究”得到广泛扩散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文化转向的加速及其在中国学术界的扩散，哈维可能仍然不为多数中国人文研究学者所知，而只局限于被称为“地理学”的那个学科中。 　　哈维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传统时曾经指出，人们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过去主要集中于历史性（时间），而在空间研究中显著局促。如果能够将这个观点泛化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在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研究传统中亦是如此。因此，更进一步，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下列问题呢：无论是所谓“全球化”在当代直接表征为一种空间的布展从而给我们提出某些空间问题，还是哈维著述被人们接受这一事实见证了他的判断中包含着真知灼见，都说明我国当前的人文社会研究应该扩大对这一类理论和思想资源的重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学科或者知识的完整性而进行“补白”工作。事实上，它内在于我们理解整个现代性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需要。 在这一背景下，对哈维的关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实证主义传统的叛逆者，他以自己的学术路径提出了实证研究与批判立场之间的沟通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和革新者，他以某种范例指示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的空间和路径，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学科和论域的内部，而广泛地与今天的知识学进步、知识分子定位等重要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社会理论论丛》（哈维专辑）的一篇介绍性文章，本文并不以评论为重点，而是以文献为线索从总体上描述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的重要论见。更进一步，在更大的社会和思想变迁中，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定位，阐明哈维的学术路径和理论逻辑，从而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砖头”。在我看来，在引介和挪用西方思想资源过程中，这样的“砖头”是必要的，这并不仅仅因为它将引来锤子或诱出宝玉，更为重要的是，在起点上为一种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生成和扩散提供规范性条件，从而防范对象误置和方法滥用等老掉牙的的问题。 　　二 哈维著述概况 　　综观哈维的著述，他占据了地理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交集，在旨在改进当代人类状况的社会理论运动中，以顽强的乌托邦姿态推动着地理学想象的进展。 　　在相关研究中，对哈维文献的一般引用最早的是载于1967出版的《地理学中的模式》一书的《地理学中的空间样态进化模式》 一文，虽然哈维在该文中指出全部的地理学必然都是历史地理学，并因此强调通过研究社会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时空变迁来理解当代地理，从而实际指出他本人在其后长期持有的技术路径，但它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专业论文。因此我们并不抬高这个起点。 　　事实上，哈维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 ，这本书可以作为述评路径的直接参照。这是因为，这一著作精选了其1974至2000年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含访谈）。在编排的时候，哈维有意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地理学知识/政治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这两个标题恰当地概括了哈维学术旨趣的两翼：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地理学想象和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这两翼是由马克思主义所维系的，197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后，在其全部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主要的方法论资源，又为上述两翼注入了基本的价值目标。 　　不过，使哈维在学术界中声名鹊起的，首先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述，而是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这本有关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