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权力滋长与文学突变.doc

中古文学突变与文学权力的滋长 摘要： 中古时期，中古文学在情感、辞藻、技巧等文学本质性要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此对应，彼时的文学场形成了三大新特征：文学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强大价值的文化资源；文学与其它文化门类的界限愈加明晰；文学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逻辑。文学突变的深层原因是文学权力的显著滋长：文学的社会性需求不断增强使得文学逐渐超越经学、玄学等成为表征个人文化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文化门类；文学成为士人文化声望的重要来源，在选官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整个中古时期，文化权力，特别是文学权力之于社会总体权力格局中权重增加了，导致各个家族努力采取一系列有效手段增值家族成员的文化资本，文学世家化就是这种家族竞争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文学权力　文学自觉　文学场　文化表征能力　帝王文学活动 铃木虎雄以及鲁迅开启的“文学自觉说”之所以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把握了曹魏以来中古文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虽然“文学自觉说”内涵外延均不甚明确，但自其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广大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甚至是认同，这说明“文学自觉说”自有其道理。本文换一个角度加入讨论，从文化权力、文学权力的视角来探讨中古文学的特征、中古文学突变的深层原因，以期对“文学自觉说”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中古文学突变——中古文学场的三大新特征 始于曹魏、终于陈隋的中古文学场有几个特征显著不同于前朝：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强大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不朽之盛事”，是“经国之大业”；文学与其它文化门类的区别逐渐清晰，慢慢摆脱了处于文学上位的文化门类——如经学、玄学等——的束缚，文学的文化表征功能逐步提高，“文学崇拜”现象初露端倪；文学场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逻辑，比如“以能文为本”、“以位尊减才”、 “输者为赢”、“老化逻辑”等。 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显然与汉代大不相同，在《典论?论文》里他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诚然曹丕还不能将文学的价值与“经国”脱离开来，但鲁迅先生已经敏锐感受到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认识与汉儒是迥异的。曹丕敏锐地感受到汉末以来日益增长的对文学的社会性需求。文学的社会性需求的扩大导致文学对于社会的价值、对于帝王统治的价值、对于帝王个人满足文化需要的价值都大大增加；而帝王对文学的重视与爱好反过来又刺激了这种需求的放大。这一点可以从汉灵帝举办鸿都门学以及曹操汲引文士可以看出。在中古时期想完全剥离开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政治运作的媒介，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认识确实开中古文学突变之先声。确实，自曹魏始，文学的感染力、文学活动产生的审美享受、因文学创作而带来的文学声望、文士自身所拥有的政治实力等等因素大大增加，这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具有强大价值的文化资源。 中古帝王，如三曹四萧，对文学的关注是空前绝后的。帝王对文学的重视程度，往往是文学社会价值大小的直观标志。帝王与文学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帝王重视文学固然会影响文学的发展，文学权力的大小，时代的风尚等因素某种程度也会影响帝王对文学的关注。帝王影响文学发展的作用机理一般是：帝王对权力包括文化权力的追求，导致帝王要壮大权力基础，就要吸引更多具有文化声望的士人，而且汲引文士行动本身就是帝王提升自身文化声望的重要手段；汲引的文士多了就一般会形成一个文学交往圈，在这个圈子中，文人们切磋技艺，交流思想，抒发情感，文学创作得以繁荣，作品水平得以提高，文学理论得以深化，往往形成文学史发展的突变。中古帝王对文化权力的追求表现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通过艰苦的学习与训练提升文化能力，直接追求文化场域内的领导权和声望。这种情形又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文化修养比较好的帝王，如萧衍、萧纲、北魏孝文帝、陈叔宝、杨广等在文化修养方面着力，直接追求在文化场域内的领导力和声望；另一类是文化修养不高的帝王，如刘裕、苻坚等，他们努力通过学习、教育来弥补文化劣势。第二种是提升自己所擅长文化门类的地位，抵消士族等其它势力的文化优势，如汉灵帝、曹操、曹丕等。反过来的例子如司马氏上台就突出名教的地位，这是符合司马家族文化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宇文泰“关中文化本位”政策高标一种高古境界内聚胡汉各族民心，外与敌国争夺文化正朔。第三种是采取回避、拒斥的立场。如齐武帝萧赜重视吏才，隋文帝杨坚反对浮华文风。这部分帝王，自身质木无文，回避与拒斥文学活动也非常自然。中古帝王对文学重视程度的提升，必将加剧文人们对文才高低评价的敏感程度。文学场中越来越强的竞争性让文人感受到压力，而又正是这种压力，促使文人努力去提高文学水平。 中古文学场特点的第二个方面，是对文学独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南朝流行的“文”“笔”之分就体现了那时文人对文学本质属性认识的进步。“文”“笔”之分较早见于颜延之的“峻得臣笔，测得臣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