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在广州市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docVIP

厉以宁教授在广州市政协大讲堂上的演讲 第一个问题，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主要是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由速度型转为效益型。我们通常知道GDP的重要性，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回顾历史，1840年，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主要是农产品，手工艺品，而英国主要是钢铁产业，机器设备的制造，英国的棉布生产已经是机器制造了，而中国的棉布生产还是手工制造，英国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和轮船，而中国依然是马车和帆船。从经济结构讲，中国和英国的差异很大，英国的GDP结构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今天我们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是我们多年来努力地结果，但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所以我们人均GDP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而且差距的根本是结构问题，日本产品科技含量一般都比中国高，而且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GDP的比重超过中国，所以我们决不能自满，在结构调整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GDP的结构重要以外，人力资源结构也非常重要，中国人口总量在鸦片战争时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人力资本结构远远不如英国，英国产业革命后，普及了小学，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兴办了很多的大学，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金融家。而当时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读书的人口资本结构也不如日本，日本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熟练技工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所以十二五期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在结构调整方面做很多很多工作。 第二个问题，通货膨胀。按照经济学分类通货膨胀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叫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二种类型叫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第三种类型叫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我们先来看看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大部分通货膨胀都是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主要是因为投资过热。投资国模过大引起通货膨胀的对策就是采取紧缩政策，财政紧缩压缩了财政投资，货币紧缩减少了货币流通量，由于紧缩过度，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货币紧缩，但毕竟还是把通货膨胀抑制了下来，投资需求也拉动了起来。第二种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有商品流动型的，有资本流动渠道的。商品流动渠道，比如国际石油涨价，国际铁矿石涨价，这个对我们就有影响，因为我们是需要进口石油、铁矿石的国家、另外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回升慢、利率低、投资前景并不好，而中国的利率相对比较高，所以从国际的资本、从利率差的这个角度，热钱就会流入中国，因为中国投资前景比它们好，他也会通过资本的流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种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上升了，要素成本上升，比如原材料、燃料因为短缺而价格上升。再比如说农产品因为供给不足而价格上升，还有工资成本上升。另外，房价、地价同样增加了成本。这都是物价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它是不同于需求拉动式的通货膨胀，或者我们可以采取紧缩政策，对需求拉大是有作用的，因为投资规模大了，银行一关，财政一缩就下去了，可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因为短缺引起的，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增加供给，就不能用紧缩的办法，应该是有保有压，产能过剩的行业压一点，但是短板行业、农业这些都需要增加投资，是增加型的。信贷的紧缩应该说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是不利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三种类型都有，是综合型通货膨胀。首先是用工成本上升。80年代出来打工的那批老农民工，只要在城里比农村种地收入多就出来打工，但他们根在农村心在农村，赚了钱寄回家盖房子生儿育女。以前的农民工很多就是小学毕业，甚至文盲，新生代农民工三分之二有高中学历，他们打工时先挑选工种，很多体力工，技术含量低得工种不干，由于一般的工人工资很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选择就近找工作，不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还有一个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会考虑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心理成本，比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子女独自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儿童，所以北京游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进入一个保姆缺乏的时代。但是说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还为时过早，对中国而言，低素质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但技工时代刚刚开始。其次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它是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的结果，也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因为地产价格上升，租金也就上升，生活费也上升了。还有融资成本上升，为了应付通胀，采取紧缩政策，民间借贷成本提高了3到5个百分点，这个情况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在未来，我国应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呢？我们以猪肉涨价为例，当猪肉涨价的时候政府鼓励养猪，但是它没有这么快啊。刚一说政府鼓励养猪了，猪肉就上市了？不会的。怀孕要好几个月，小猪养成肉猪要好几个月，大半年时间过去，猪肉的供应不可能一下就起来。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逐步建立规范、健全的国家储备制度和商业储备系统同时要打击人为的炒买炒卖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是两种预期并存的，通货膨胀预期只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