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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一篇格调高雅的序言 　　关于序文的性质与作用，宋代的王应麟在他的《辞学指南》中这样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明代的吴讷则说：“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文章辨体序说》)　　叶圣陶先生在《略读指导举偶》的前言中，从阅读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序文的性质常常是全书的提要或批评，先看一遍，至少对于全书有个概括的印象或衡量的标准；然后阅读全书，就不会茫无头绪。”　　苏联学者波瓦尔宁也从同样的角度对序文的性质、作用做了阐述：“许多读者根本不看序言，认为它是‘无用的东西’。其实不然，序言中经常包含着很重要的指示，例如，作者说明该书所承担的任务；指出在初读时可以省略的章节；提醒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说明出版该书的原因等等。一篇写得好的序言，同时阐明该书的全部内容和任务。”　　以上引用，涉及古今中外，可谓有代表性。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弄清两点：序之为文，虽然是“当序作者之意”，但它的对象却应当是典籍著作的读者，“作者之意”是写给读者的，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它是写给读者的，便又规定了它的意义和作用，它必须给读者的阅读一个指示，一个引导，提供给读者有价值的关于典籍著作的信息，帮助读者减少阅读的盲目性，能通过序文更好地去把握所读之书的内容及特点，更准确地理解书的要点和主旨，从而收到更好的阅读效果，提高阅读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篇序文就是一部典籍著作的窗口，是作者交给读者打开全书的一把钥匙，是引导读者更有效阅读的向导。　　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根本点上，目前的一些序文写作，存在着一种庸俗化的倾向，应该引起注意。　　当作者在某一书稿完成之后、付印之时，总是想方设法请某一专家名人来作序。让别人作序，并非不可，然而其用意却令人心非。不是为读者，不是为读者的阅读，而是要利用名人效应，来提高书的身价，抬高书的知名度，增加书的影响力，让名人之序为自己的书添光彩，内心深处是名利思想，潜伏着一种很浓的广告推销意识。何曾是为读者的阅读做向导!　　而事情的另一面，被邀作序的人，又受到一种心理的影响：受人之托，就要替人圆场。于是，碍于情面和关系，便只好言不由衷，言过其实，专说一些赞扬好听的话，甚至是一些过头的赞扬和好话，心里头只惦记着让作者满意、受用、过得去，也并不曾想到读者，想到读者的阅读。　　如此一来一往，序文在实际上变成了别样的一种东西，成了原作者与作序人之间一种交际关系、往来利用的工具。在实际的效用上，它本应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读者来说，大大地降低，大打了折扣。这样的序文，不读也罢，因为它不再具有波瓦尔宁所说的种种重要提示，读了也只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于阅读理解典籍著作并没有实际的帮助。　　正是由于上述根本出发点的偏离，在序的写作内容上也反映和表现出一种庸俗。请人作序和为人作序的，彼此心照不宣，想要什么，该写什么，双方心里都明白。于是，先替作者鼓吹一番，说作者经过了怎样的努力，付出了多大的劳动，克服了多少的困难，才终于写成此书，完成此著作；要不就是把作者吹捧一番，说作者功底如何厚，才气如何高，悟性如何强。捧完了作者再捧书。一二三四，特点、特色归纳几条；五六七八，成就、创新概括几点。倘若实事求是，倒也罢了。问题是，过多的溢美之词，集于笔端，流于笔下，明显地有抬高捧场之嫌。有时，也点缀几句批评，避嫌似地指出点不足，但让人一看就明白这不过是障眼法，故做的客观公正之态而已。就笔者读到的些书的序文，包括在某些期刊上单独发表的一些序文，其内容大抵如此，庸俗化了。　　现状如此，很有正本清源的必要，规范序文的写作。当然，这里说的规范，不是死框子，而是还其本来面目，发挥它正当的作用，不要让它成为别的。　　序之为文，当“序典籍之所以作”。这句话揭示出了序的内容特征：必须是与所序的典籍著作有关的。这是它的内容的限定性，也即一种规范。而“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这句话则总结了序的体式特征：或议论，或叙述。这又是一种规范。当然，这第二种规范概括得并不完全准确。在实际的写作中，议论和叙述并不截然分开，只是在一篇之中有主有从而已。并且，除了这两种，还有用说明的，而写得优秀的序文，又常常带有抒情的色彩，因其文情并茂，常被挂在文学的名下。可见，序文的写法还是灵活的自由的。　　内容和体式，是相互制约的。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来确定一种恰当合适的表现形式；而同时，不同体式的序文，其内容又基本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　　以说明为主的序文，内容主要在于交待写作的缘由、起因、目的、意图，介绍书的内容、主旨或相关的知识，说明书的取材、组织、编写体例、目次，解释编辑出版某书的原因、目的及编选的原则、方法。这是就序的整体而言，而一篇具体的序应当又有重点。如白居易的《荔枝图序》，重点介绍了荔枝树的形状、叶、花和果的特征，特别说明了荔枝保鲜不能持久的特点，交待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