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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传播相关知识 方言的来历 （1）按照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先生的理解，方言（dialect）“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 从世界范围看，属于任何一种语言系统的方言，其形成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社会的分化——如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建立时，蒙语是统一的，但由于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社会产生了分化，方言随之产生；社会的统一——如北美印第安人结合成部落联盟时，就将原来各部落的语言在融合的同时，也产生了部落方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现代美国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实际上就与英国人成规模迁徙直接相关；对社会交流不便的地理环境以及落后的社会形态——即便有民族共同语，一个社会如果出于相对封闭的自然或落后形态下，不同地域的人彼此之间长期缺乏交往，也会形成与地域相应的共同语分支。 （2）汉语方言的来历 具体到我们汉语方言及其地理格局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加上地理条件的阻隔以及落后的社会交流形态。著名语言学家周振鹤、游汝杰通过大量的历史史事和方言现状研究后认为，“历代移民是汉语各南方方言的历史渊源，也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主要成因。”现代汉语方言，学界通常将它们归并为七大类，除了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北方方言外，还有南方的吴方言（分布于江浙沪）、闽方言（分布于福建与台湾）、粤方言（分布于广东广西）、赣方言（分布于江西）、湘方言（分布于湖南）以及客家方言（散居于广东、江西等地）。由此可见，南方方言是随着北方民众因政治或军事等原因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而产生的，是直接受到以古代不同的时代所产生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系统浸染而形成的汉语地域支裔。为了行为简便及与方言节目有相应的针对性，本文仅以吴方言中的杭州话为代表，对其因移民而形成的过程作简略介绍。 处于吴语区的杭州初民，在受北方文化影响之前，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其语言风貌也就无从谈起。历史上记录的最早的活动，就是关于北方文化南下的过程。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录：“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当时的情况看，吴太伯、仲雍举家南迁，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和先进的北方文明，也同时带来的当时的汉语“雅言”——这就是“吴语”的最早形态。这可以看作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汉语对南方话的第一次影响。随后几千年的交通阻隔和文化交流的实际疏远，到了汉后，受北方话影响的吴语已经与一直在发展变化的北方话有了较大差距，这可以从《吴越春秋》（汉赵晔著）《说苑》（汉刘向著）等古籍中可以看到。到了西晋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匈奴王刘聪派遣石勒等攻打晋国，歼灭晋军十万，入都城洛阳，俘获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为躲避战乱，北方大批民众率家南迁，进入吴地，“人口估计在百万以上，超过了土著”这就必然导致北方话对吴方言的第二次大规模浸染。《颜氏家训·音辞篇》就记录了东晋时期北方话成为朝野标准语的情形：“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按照周、游的研究结论，此时的“北方官话逐渐取代了吴语”。此时的杭州话也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包括杭州话在内的吴语与北方话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异，这就是至今仍流行于苏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吴语形态。然而，南宋时期又一次大规模民众南迁，直接导致了今天与周边地区吴语有很大差异的杭州话的产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切见临安（即北宋杭州）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显然，不仅仅是在政治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皇室等的南迁，而且人口也数倍于当地居民，他们所带来的当时的标准语必然极大地影响了杭州吴语，用周、游的话说，就是“使杭州原有的语言发生变化，带上北方话的特点”。至今杭州话中很发达的儿尾词、人称代词不用“侬”、“伊”而全用北方话的“你”“我”“他”等就是受北方话影响的明证。通过这些简单介绍可以看出，杭州话并不是一个与北方话更不会与普通话相对独立的代表地方文化特色的“语言”系统，她只是古老汉语的一个分支，与北方话有不可割分的渊源关系，是普通话的低级形式之一。如果把杭州话比作一个活化石的话，她至少由三层层级岩状的成分构成，即便将最原始的吴越土著话算在内，在经过三层北方话的反复冲洗后，所留下的已都是汉语的风骨。与现代北方话所不同的是，尽管遗留的根是北方话，但由于地理、交通以及文化等原因，在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后，今天的杭州话更多地保存了原来那个时代的风貌，而北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