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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撰文：稳定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几点思考 一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抓住时机对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和公司制改造，并相继让它们在境内外上市。事实已证明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是正确的，这几家大银行的改革是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这些银行通过改制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风险防控和抵补能力明显增强，盈利水平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我国银行业前几年改革的成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几大银行对我国实体经济运行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支撑能力。即使勉为其难，如此大规模信贷投放之后所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也会远远严重于现在。总的说，正因为我国银行业改革决心大，动手早，成效好，才使得我国银行基本经受住了这一次的考验，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中的表现才会令国际同业称道和羡慕。 　　现在，尽管尚不能说这一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但海啸过后，大海终将归于平静。非常态的经济金融局面或迟或早总要恢复常态。就银行工作而言，我们当前一是要认真总结，要通过对前几年银行改革发展经验和成效的回顾总结，研究如何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来增强我国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要未雨绸缪，要冷静分析在非常态向常态转换过程中以及转换后，在后危机时期，我国银行业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尽早采取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当前人们在分析议论我国银行业下一步可能面临的风险时，关注较多的是经过这一轮信贷大投放究竟会不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过去两年的特定情况下，应该说有一些本可以不上的项目也得到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支持，有一些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未能及时被淘汰，一些本必须萎缩的产能继续保留了下来甚至还有所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成本。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国家现在又把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突出提了出来。在下一步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中，银行贷款质量无疑将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各家银行风险偏好、信贷管理能力、风险抵补能力是不同的，因而未来几年它们资产质量的表现也是会有差异的。只要我国经济发展不出现陡然下降，社会信用环境不出现机制性的恶化，整个银行业的信贷风险应属可控。我认为现在更需引起重视的是，如果不能抓紧形成一个保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长期稳定的机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银行业有可能由于资本限制而导致信贷投放能力的弱化，并进而影响到银行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支持能力。这是一种系统性风险，较之具体贷款项目的失误和不良资产的形成，问题更为严重，处置更为棘手，因而更值得重视。 二 　　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安全性、效益性匹配程度的一个指标。它较之资产负债率指标更能反映一个银行的“实力”与其所承担的“风险”是否相称。缘于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发布的资本协议，正式提出了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思路。这个协议的出台顺应了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监管标准统一化的需要，逐步为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及监管机构所接受，并进而深刻改变了世界各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促使银行的资产结构发生了转型。“中间业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之所以蓬勃发展，与此不无关系。 　　但必须指出的是，面对跌宕起伏的经济金融现象，面对纷繁复杂的银行经营管理运作，资本充足率指标如同任何别的监管指标一样，也并不是绝对合理和完美无缺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之所以要从Ⅰ发展到后来的Ⅱ，直至今天仍在众说纷纭尚未正式问世的Ⅲ，本身就说明它需要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到今天，中国的银行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各种规则和惯例，否则就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立足，更遑论什么国际化；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世界各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差异很大，银行资产结构、负债结构、业务结构和盈利结构差异也很大，在一些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努力争取拿到“共同但有区别”的政策。因为一旦不经意间被人束缚住了手脚，其负面效应也将是明显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一度发展到了巅峰状态，但到了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急转直下，天上地下，恍如隔世。其原因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分析，但一直有人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巴塞尔协议Ⅰ出台后，日本忽略了自身经济金融运行与其它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区别，即日本以间接融资为主，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支撑。当时日本银行为了向西方国家的标准靠拢，为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采取了不少措施，最终情愿不情愿地压缩了银行贷款规模，而在这经济发动机熄火的同时又遭遇了日元升值，日本经济就此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至今一种“阴谋论”的观点在日本仍有一定市场，认为巴塞尔协议和广场协议都是美、英等国当年给日本设下的“圈套”，意在翦除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竞争对手。我倒不认为这种“阴谋论”是言之有据的，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一些银行也正是因为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