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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技术伦理争论 　【摘要】 关于克隆技术目前仍存在着很多争论，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态度和看法。通过对两类克隆的区分，特别是对两类克隆所持观点的分析，提出治疗性克隆的某些不合理性以及生殖性克隆的某些可行性。 【关键词】 生殖性克隆 治疗性克隆 理 随着克隆技术的出现，一场科学界和全社会的大争论随之而来。一方面，这项技术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少人强烈反对；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其可能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美好的前景，故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克隆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初，由韦伯所创，其含义指由单个祖先个体经过无性繁殖而产生的其他个体。随之，1952年克隆蝌蚪；1972年基因复制；1997年克隆羊多莉诞生；1998年克隆批量化，美国科学家克隆出50多只老鼠，日本人克隆出8只小牛；2000年，人类的近亲-猴子被克隆［1］；2001年1月，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有效地使克隆人类胚胎合法化的国家，但只允许进行治疗性克隆。同年8月19日，美国科学家扎沃斯和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宣布将在1～2年克隆出人类胚胎，并将为200名妇女植入克隆胚胎；11月25 日，美国Advanced Cell Technology公司宣布已经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早期胚胎，这也是复制人类的第一步。尽管ACT 公司表示其目的不是为了克隆人，而是为了获得能够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干细胞，但还是引起了广泛的震惊。许多关于克隆人的报道总是将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混为一谈。虽然两者用的是同一种技术：核从体细胞转移到去核卵细胞内，但其目的则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了从克隆出的胚胎那里获取干细胞，使之定向分化为某类细胞、组织、器官，用于治疗人类疾病，而不将胚胎植入人或动物的子宫内，并最后销毁这个胚胎；后者是为了复制出一个与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遗传特性相同的人，实际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生殖，即人们常说的“克隆人”。 关于克隆技术的争论，多数人认为治疗性克隆很有价值，将给人们带来治疗疾病、移植器官、防止衰老、延长有质量生命的现实希望。而对于是否应当开展“克隆人”的实验问题，大多数人持慎重或反对立场。最近，联合国在经过两年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关于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的宣言(这个宣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反对者称其对生殖性克隆缺乏约束力，而对治疗性克隆过于苛刻。笔者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善与恶的争论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关键在于它怎样才是有利于人类。 1 治疗性克隆的伦理问题 克隆的目的不同则关于克隆的伦理判断就不同。就如把克隆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把克隆作为“器官工厂”的生产方式，两者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差别。治疗性克隆为治疗许多目前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了可治愈的可能性，让人们可以拥有无尽的想象，但是，如何应用，则存在一条不清楚的界线。 治疗性克隆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出所需要的细胞、组织或器官，解决器官移植过程中的排斥问题，克隆自体组织的移植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英国规定，获取干细胞只能取自不超过14天的克隆胚胎。理由是早期胚胎还不能说是一个“人”(person)，其神经组织远未发育出来，没有知觉，更没有意识［2］。从这条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对人的定义，英国人是如何看的。在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到底，人类胚胎的伦理地位是怎样的？从这个思路出发，难免会有科学家会有如下的假设：如果能够通过抑制相关基因而表达制造出“无头人”，将其器官用于移植，是不是可以被接受呢？因为大脑是思维和意识的器官，所以“无头人”不是人，为了治愈人的各种疾病，我们可以制造出这样的变异体，并且最终将其毁灭。也就是为了毁灭一个胚胎而制造一个胚胎。有意抑制相关的基因表达，使胚胎不能够发育成人，其目的就是克隆出胚胎去满足他人的需要，而丝毫不考虑克隆出的胚胎的利益。这里，就存在一个“道德滑坡”的问题。英国学者苏珊·吉布森有过关于人工流产中胎儿道德地位的论证。她指出，胎儿本体论地位和道德地位的独特性在于，胎儿只存在于和一个特定的他人的关系之中，它完全依赖他人的供养。正由于这种关系，胎儿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存在于产生我们的道德义务的种种关系之外。然而，由于胎儿拥有的唯一直接关系就是和它生长发育于其中的妇女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胎儿的具体地位会根据孕育它的妇女赋予它的价值而不同。胎儿没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它们没有独立于这一关系之外存在。它们的价值不是系于一个人(person)的那种价值，而是系于一种人类关系的价值。因为不可能有对系于人类关系的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只有系于特定关系的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所以不可能有对胎儿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我们再回到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治疗的群体范围应该是哪些？存在基因缺陷的人通过治疗性克隆获取与其具有相同遗传密码的组织或器官，可以解决组织排异以及器官、组织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