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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习俗和语言的社会性再论唐诗的“床” (首发) 汪少华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人有“郢书燕说”与“辽东白豕”的典故，意在讽戒穿凿附会与少见多怪。客观地说，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今人与古代诗文愈来愈远愈来愈隔膜，少见多怪是必然的；快节奏的消费时代缺乏精雕细琢的氛围，遭遇功利困扰的训诂实践，也不可避免郢书燕说。惟其如此，就训诂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而言，运用传统而科学的训诂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方法训练和实践指导，关注并解决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和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这与理论建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许嘉璐先生1980年代曾强调： 任何一种语言，特别是它的词汇，无不受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环境的制约。文言几乎伴随着封建社会延续了两三千年，它所反映的生活，特别是各个时期的风俗习惯（包括某些制度），前后变化很大，有些已不为今人所熟悉了解。这就给我们的注释工作增加了困难。根据古今习俗的差异，对有关词语做出准确的注释，让读者正确地认识古代社会，是古书注释者的责任。 语言为全社会所共有。语言的任何一个‘零件’必须为整个社会所了解、所公用、所遵循，否则语言就完不成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这一特性体现在语词上，就是它的每个含义与用法一定是‘无独有偶’的，即不但‘在这里’这样讲、这样用，在别的地方也应如此。古人不信孤证、重视前人有无成训，就是这个道理。 训诂实践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就是由于对古代生活习俗的不了解，由于对语言社会性的忽略。例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其中的“床”，二十多年来新解不断，竟然有五种之多： 第一种：“床”是榻，长0.84米，只能容一人独坐。《初学记》卷二十五引《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释名·释床帐》曰：“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李白《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小姑娘“门前”摆上一张卧床，当然说不通，也只能是榻。东汉的一尺约合公制24厘米，三尺五为0.84米。 第二种：“床”是马扎，古称：“李白拎着一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思乡。唐代的窗户非常小，月亮的光不可能进入室内。尤其当你的窗户糊上纸、糊上绫子的时候，光线根本就进不来。：“如果是睡眠之床，作者躺在床上，诗中所用‘举头’、‘低头’也是不好解释的。……唐明皇时期对胡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高度，并设置靠背，成为类似现今使用的折叠式躺椅，具有坐、倚、卧的功能。……诗人在庭园中，倚靠在绳床上假眠，于似睡非睡的朦胧之中，身感凉意，看到绳床之前洁白的月光，便‘疑是地上霜’了。” 第四种：“床”是井栏或辘轳架（汲取井水的起重装置）。理由是：1、果真是睡在床上，就只能说“开眼”望明月，“闭眼”思故乡；头靠着枕，怎么好一下子“举头”又一下子“低头”呢？2、普通老百姓的“床”都是靠墙放的（北方的炕更是固定于墙的），怎么能绕床骑竹马、弄青梅呢？3、解作“卧床”，“疑是地上霜”句无法索解，因为室内不可能结霜，在卧床上看不见地上霜。释“床”为井栏的专文节录如下： “床”，古义又作“井栏”，《韵会》称“床”为“井干，井上栏也。其形四角或八角。”《淮南王篇》（见郭茂倩《乐府诗集·舞曲歌辞》）有“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之句，“床”也作“井栏”解。《淮南王篇》以后，诗人们写到井栏，多用“银床”或“玉床”。庾丹《夜梦还家诗》：“铜瓶素丝绠，绮井白银床”句，直接由《淮南王篇》脱出。又如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李商隐《富平少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纳兰性德《虞美人》：“银床淅沥秋梧老。”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王琦注云：“古乐府多有玉床金井之辞，盖言其木石美丽，价值金玉云耳。” 有人曾指出“床”字可解作“辘轳架”，并引浦起龙《读杜心解》载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句引《名义考》：“银床，辘轳架。”此义差近。如果我们把前引各诗句中的“床”字解作“辘轳架”，均可通。 第五种：《长干行》“绕床弄青梅”的“床”是几案： “床”，尚有几案（今称桌）一义，为历来字书、词书所未列，下先举《太平广记》中数例：卷111王琦条：“又见床舁珍馔，可百床。”卷115张法义条：“录事署发文书，令送（法义）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前案（按即案卷），簿盈一床。”卷129彭先觉条：（彭博通力大）“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中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以上三例，或置放珍馐、酒俎，或置放文簿，其“床”皆几案也。证之杜甫诗中指“书床”，则其义更明。如：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九）。风床展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