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的新四军女兵经历.doc

难忘我的新四军女兵经历 告别家乡 换上戎装 1938年底，我和五位女同学一起毅然决定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去。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年，虽然年轻幼稚，但是充满爱国热情。然而，要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家庭的阻挠。我们都是生长在温州城里小康家庭的城市青年，将心比心，谁家的父母舍得自己的孩子去冒风险呢？但是那时在我们心里头对参加新四军有着非常美好的憧憬，向往光明，向往新生活，向往新天地。最终，在一天的清晨，我们一行六人悄悄地告别了故乡和亲人，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当我们乘火车路经兰溪车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车站里的国民党宪兵强行打开我们的行李检查，并且蛮横地把我们带到一个旅馆楼上，强令我们坐等，不许我们离开半步。正在这危急的时刻，机智的林敏、林勉叫嚷起来：“我们肚子饿了，我们要去买烧饼吃……”看守的宪兵起先不吭声，后来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之下，只得答应她俩去买烧饼，其余的人留下来。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林敏和林勉顺着漆黑的街道走去，途中，她们先把一张介绍信藏在路旁的石块下面，随后找到新四军驻兰溪办事处，向他们求救。不一会儿，新四军驻兰溪办事处兵站副站长亲自前来同国民党的宪兵头头交涉，我们也在一旁参加舌战，我们说：“我们不是受骗的，而是自愿来参加新四军抗战的。”那些国民党宪兵理屈词穷，最后不得不放我们走。 我们一行六人在兰溪新四军兵站同志护送下，于当天夜里离开了兰溪。途经屯溪、太平，沿途都是皖南山区美丽奇特的丘陵地带，我们翻过一山又一岭，一面走，一面欣赏，留连忘返，兴奋异常。 在安徽泾县岩寺新四军兵站，我们终于换上了崭新的军装，从此，成为了新四军的女战士。这时，正逢1939年元旦，兵站里举行了迎新联欢晚会，我们几个新女兵既兴奋又紧张，感到新奇和温暖。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子恢在联欢会上讲话，他身穿一件黄色棉大衣，瘦瘦的个子，用浓重的福建方言讲了近一个钟头，他说：“过去的一年，新四军共打了230多次大、小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的讲话极有鼓动性，人群中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使我们这几位刚刚参军的小女兵倍受鼓舞。紧接着是文艺节目演出，有独幕剧，有山歌民谣，还有活报剧等。记得这个活报剧是由被俘的日本兵表演的，演得生动逼真，引起哄堂大笑。晚会大约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几个人站在一条长木凳上，极度兴奋地看着表演，在欢乐声和喝彩声中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这个夜晚，令人永世难忘，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新起点。 学习成长 在皖南八队入党 加入新四军的第二天，我们即被分配到军部教导总队第八队（女生队）。八队建立于1938年9月，学员除少数红军女战士外，绝大部分是城市的女工、女学生、职业妇女和农村的女青年以及爱国侨胞女青年。后因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等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声称新四军是战斗部队，不允许设有训练妇女的组织。争议一段时间后，项英副军长为顾全大局，于1939年11月左右宣告结束，前后13个月。队部设在皖南云岭附近的中村，村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村内还有商铺。我们六个人被分编到三个班里，住的上下铺，班、排长和同志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处处充满着春天般的友爱，是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大熔炉。队长、指导员每天在队前的讲话，既有表扬又有批评，是非分清，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使人感到既严肃又亲切，从中能受到鼓舞和激励。我们温州来的几个同学，开始时不会讲普通话，温州方言一出口，就惹得大家笑，怪不好意思的。个别同学曾经因为这样紧张的生活感到受不了，怕跟不上而自馁。我开始时，乡土观念重，喜欢在小圈子里打转，但时隔不久，在同志们的影响下也就自觉纠正了。 在八队学习期间，政治学习占课程的70%，主要内容有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妇女问题等。我们既学习了抗日战争前后的革命斗争形势和现代革命运动的基础课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的基础理论，如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等，使我们初步懂得了社会进化的必然过程。讲课的老师水平都很高，有薛暮桥、夏征农、彭柏山、罗琼、陶白、黄诚等。他们的讲解既有革命理论，又紧密结合抗日战争的情况，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我们听得入情入理、如饥似渴。每天晚上，我们进行中心题目的讨论，领会讲课的内容。军事课程主要有游击战争基本理论和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等单兵动作，还有班进攻、打野外、实弹射击等。教师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如严昌荣、谢祥军、张日清、蔡园等。 皖南八队紧挨着新四军军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有多次机会聆听当时军部首长和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我记得在八队期间多次听过叶挺军长作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分恳切坦率地提到自己曾经脱离过部队，有内疚悔恨之情。对于叶挺军长的坦诚，我们听了都十分感动，至今难忘。还有一次，叶挺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