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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古写本残卷中值得注意的异文
[关键词] 《三国志》古写本 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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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陆续出土的古文献使我们眼界大开,单是号称古写本《三国志》的残卷就已经多达六、七种,即藏于我国新疆博物馆的《吴志·吴主传》、《魏志·臧洪传》,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吴志·步骘传》,藏于日本的《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吴志·虞翻传》前篇及《吴志·韦曜华覈传》、《蜀志·诸葛亮传》。
在上述古写本中,被推定为东晋时期的写本有《吴主传》、《虞翻陆绩张温传》及《吴志·虞翻传》前篇,被推定为隋唐前后的写本有《臧洪传》与《韦曜华覈传》,被疑为近人伪造的写本有《步骘传》与《诸葛亮传》。据我们考察,落款为西晋元康八年“索綝敬书”的《蜀志·诸葛亮传》很可能是近人伪造的东西,但《步骘传》却不一定是赝品;退一步说,即使《步骘传》残卷出自近现代人的手笔,但抄写者必定有隋唐前后的《步骘传》写本作为样本。因此,本文所谓“古写本《三国志》残卷”,不包括《蜀志·诸葛亮传》。
据我们初步统计,传世本《三国志》有36万多字,六种古写本残卷共存3170字,古写本的字数虽然不及传世本的百分之一,但其中值得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
跟传世的宋、元、明、清刻印本及眼下流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对照,古写本《三国志》残卷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异文。仅仅从校读古籍的角度看,不同的词、句及通假现象已有110多处;如果比较文字的形体,可发现异体字多达550个以上。
本文所讨论的异文,主要是如下三类:一是汉字演变史、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二是校勘学、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三是训诂学、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其中一部分异文。之所以先讨论这些内容,是因为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都有助于推进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古文献研究及中古时代的俗字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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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吴志·吴主传》残卷
这份晋人写本残卷1965年1月10日出土于新疆地区吐鲁番英沙古城南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共存40行,凡570余字,中间偶有残缺。跟传世本《三国志》对照,古写本第一行仅存“巫”字左侧,是“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的“巫”字的残余笔画;最后一行止于“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句的“高”字。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载《文物》1972年8期)在比较了传世本与古写本的内容之后,揭示了7则异文,并对其中五则发表了意见。
据我们调查,古写本跟传世本相比,除了出现异体字100多个以外,在校读古籍方面富有研究价值的异文实有10则。关于异体字,我们拟另文讨论,本文只就郭文提到的7则和我们发现的3则异文略述己见。
(一)郭文发表于30多年以前,现在看来,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讨论,今依郭文次序论列于下。
(1)勉——俛
传世本“故遂俛仰从群臣议”的“俛”,古写本作“勉”。郭沫若认为,古写本作“勉” 属于“误写”。
郭文断言“勉”为误字,恐怕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古写本的“勉”很可能是“俛”的通假字,它未必属于抄写的讹误。流传已久的古籍,其文本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一般说来,抄写或刻印时代越早的文本,其中的古字、俗字以及通假現象就越多。有迹象表明,在唐宋以前抄书人的笔下,“俛”与“勉”是一组通假字,例如《诗经·邶风·谷风》“黽勉”的“勉”,在唐李善《文选·文赋注》中引作“俛”,宋人所编的《太平御览》卷504也引作“俛”。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某些从“免”得声的字曾有通假关系。因此,传世本的宋(南宋)、元、明、清刻印本及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作“俛”,而晋代写本作“勉”,未必属于文献学上的校勘问题。从古音通假及古书形态不断演变的角度来看,古写本作“勉”而不作“俛”,正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用字特点。
(2)“而”字的有无
古写本“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的“而”,不见于传世本。郭沫若说,传世本“无‘而’字,殆夺”。
郭文用“殆夺”二字评议传世本,等于向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进一步论证的要求。我们认为郭说可从,下面从两个方面略作论证。第一,上文出自东吴赵咨对魏帝曹丕称扬孙权的一段话:“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从文法角度看,古写本显然优于传世本。因为“获于禁而不害”、“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两句排比,均用“而”字表示转折关系;传世本没有“而”,语义、语法、修辞上均有缺憾。第二,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时代最早传世本应推号称“咸平本”的《吴志》(实际上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从这个版本开始,直到最近四十多年来流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虽然都没有“而”字,但是,《太平御览》卷211的引文却有“而”字,足见北宋初期之人所见的文本还有不脱“而”字的,可与古写本互相印证。
附带说一下,赵幼文《三国志校笺》[1]在“取荊州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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