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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早期法官制度管窥摘　要：早在两河流域就产生了法官，直到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的颁行，形成了最初的法官制度。从法官的职责及对其限制，得出当时法官制度的某些特点，并在错判的司法责任方面对现行法律有所借鉴。 关键词：汉谟拉比；法官；推事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34-02 一、古代法官的嬗变 （一）最早的法官——祭司（苏美尔城邦时期） 大约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邦，随着对外战争成为促进生产力主要的手段，宗教地位开始上升。在埃利都·欧贝德时期（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建筑在高大土台基上的泥砖神庙，反映出氏族社会的内部分化，也验证了神庙经济的存在。同样，在埃利都的遗址墓地，出土左手执泥制棍棒的男性雕像，代表了军事首领[1]。到苏美尔文化时期，军事首领演变为城邦首领，具有宗教和世俗双重职能。城邦首领主持祭祀，掌握神庙经济；修建水利工程，统帅军队，参加政权管理和法律事务，“最初祭司坐在那里主持正义，聆听诉讼人的申诉，调解他们的争执”[2]。 （二）王家司法官（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城邦首领的权力往往受高级祭司和贵族限制，神庙经济实际上掌握在散伽等高级祭司手中。后期，根据基什、埃利都的王宫建筑推测，城邦统治者大概已脱离神庙，神权与王权开始分离。通过出土的一件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泥板文书，可判定此时已出现了审理贵族法律纠纷的王家司法官。 这个文件记载了一个刚成为寡妇的女人吉美辛，为了夺回丈夫的遗产，起诉亡夫的兄弟阿拉拉的法律案件[3]。从该案可知，审理地点在尼普尔的法庭，当事人在总督达达面前提起诉讼，最后由王家司法官阿达卡拉在法庭上宣布判决。表中所涉当事人双方都拥有土地、房屋和奴隶，这意味着当事人至少是贵族阶层。这说明在当时已出现了法庭及专门从事审理案件的法官，但法官仅面对“有产”阶层。此外，本案中总督与法官共同裁决案件，而在吉尔苏出土的判决书中，每个案件仅有1名王家司法官。当天的一个或多个案件的裁决一般由3-4个法官审定，特殊情况下也和本案一样由总督本人判决案件[3]。笔者认为受案城市的宗教地位决定了差异：尼普尔是苏美尔主神恩利勒的驻陛城市，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对恩利勒的祭祀活动更达到顶峰，因而更重视案件的审理。 （三）世俗法官（古巴比伦王国时期） 从“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的私法文书”（公元前1894——公元前1595）可以发现，大概公元前2000法官开始逐渐面向自由民，最初的纠纷对象是私有土地和奴隶。订立文据需证人在场，自汉莫拉比一代始，证人数开始下降且书吏参与到文据订立中。书吏的设置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在城邦首领的世俗官僚机构中，书吏发展了书写和正规教育的传统，并对两河流域档案事业有一定贡献[4]。而汉谟拉比时期的书吏开始承担协助法官、记录案件的重任。法典中出现了专职法律事务的官员，有的被译为“推事”[5]，有的被译为“法官”[6]，由此可以肯定处理法律事务的官员已经开始独立出来。下文集中讨论法典中“推事”的权利与义务。 二、推事的职责 （一）受理案件 从法典规定的内容可知，推事受理的案件主要包括：无故巫蛊、盗窃、买卖奴隶、侵入他人住宅、强盗罪、财产、继承、婚姻、契约等，民事纠纷占主要部分，对刑事案件延续了“同态复仇”原则，采容忍态度。受案方式包括：检举、申诉、控诉。 首先，法典共有10处（108、112、113、124、133、141、194、255、265、282）提到“检举”，多处财产刑，比133条“投入水中”的刑罚要轻得多。因此，检举的案件大多相当于民事案件，可比照不告不理原则。 其次，在《外国法制史参考文件汇编》一书中，有控诉和申诉之分，而在另一本书的译文中则采请求权的概括说法。 第一，控诉与请求权。179条“夫以嫁妆给予神姊，神妻或神妓，并立有盖章之文书，倘载明她得将她身后所遗，任便赠与，许其自由支配，则父死之后，她得将她身后所遗，任便赠与；她之兄弟因此对她不得提出任何控诉”相较“父以妆奁给予一圣姊，女祭司，或献身女奴，书一泥板，而泥板上载明女得以其所遗，任意赠与者；父死亡后，女得以其所遗任意赠与。其兄弟无请求权”从法典内容推断，控诉或许仅适用于祭司以及贵族这类特权阶级，而未见于自由民及奴隶。 第二，申诉与请求权。185条“倘自由民收养被遗弃之幼儿为儿子，并将其抚养成人，则（他人）不得向法院申诉请求归还其养子”相较“收养未成年人从己姓，抚养成人后，该养子不得被请求归还”；类似的规定还有第187条。以上两条均涉及收养问题，为契约泥板常见之事件。申诉的主体应该是自由民，因遗弃幼儿的现象多发生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