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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Д.科瓦里钦科院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 张广翔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万·季米特利叶维奇·科瓦里钦科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享誉国内外。科氏治学兴趣广泛，在史料学、史学史、史学研究方法和俄国农业史方面建树颇多，[1]其中科氏博大精深的创作遗产首推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尤其在科氏生命的最后10年，当苏联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范式遭到诋毁之时，科氏却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方法论立场。作为唯物史观坚定的拥护者，他在自己已获得广泛认同的《历史研究方法》[2]一书中揭示了苏联历史理论方法的得失之后，对其发展进行了总结，并通过一系列深邃而独到的见解寻求新的历史范式。 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联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评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境遇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这方面的著述颇多，无法一一胪列，为简单明了，借用当时几位俄罗斯史学家的观点。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А.Н.萨哈罗夫1994年撰写了题为《国内历史编纂学：西方的评价和我们的现实》[3]一文。萨哈罗夫的基本评价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史学状况不容乐观，苏联史学长期脱离历史现实，史学严重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苏联史学的发展反映了当前 社会发展水平，摆脱革命—极权主义观念的社会使全人类价值观回归。在这些新条件下，我们的史学获得了真正的研究力量，意味着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书写客观的历史。”[4]萨哈罗夫在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自序中指出，1991—1993年俄罗斯反共产主义革命达到顶峰，迎来了宏观历史叙事、重新评价以往数十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积习的黄金时代。此时社会给予史学家自由评价这些革命变化的可能性。[5] 　　按萨哈罗夫的划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史学家分为三派：一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但与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简单化和歪曲原意分道扬镳。这部分史学家对戈尔巴乔夫坚持回归列宁主义的改革兴高采烈，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改革失败后，仍然忠实于共产主义学说。第二派是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严格界定的阶级斗争范畴，不认同自由派、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解释。第三派是反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主张回归革命前的史观，或者向当代西方史观趋同。上述三个派别集中体现在研究方法和阐释苏联时期的历史上。[6]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历史系Ю.H.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其观点具有代表性。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诸如形态、过程、阶级、政党、革命、规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这些词成为苏联时期史学的通用语。而从苏联史学家首批著作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历史编纂学最常用最普及的术语大概就是“斗争”一词，由此俄国革命史、革命运动史、阶级斗争史和政党斗争史、布尔什维克史成为苏联史学研究的主线，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列宁生平史置于首要位置。政权用一切手段逐渐使学术加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史学著作阐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各种问题。由于史学高度政治化，苏联史学家研究以往历史时严格按照党的文件和决议行事，结果史学失去了创新，史学著作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理论和方法论的贫乏导致史学研究不许谈相对性、可变性和或然性。[7]阿法纳西耶夫将苏联史学完全视为伪史学，得到了一些苏联史学家和西方同行的喝彩。[8]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长期担任《苏联历史》(1991年改称《祖国历史》)杂志主编的С.В.久久金认为，学术商业化，不负责任和粗制滥造，为向过去的罪恶悔过而热衷于诋毁自己的历史。研究革命运动史的史学家心态变了：一部分人明哲保身，保持沉默；另一部分人声称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并迫不及待地要准备重写历史；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学者继续按学院式方式著书立说，将立言立行高于眼前的利益。[9]追求把苏联时期所做的一切连根拔起，迫使俄国革命史方面的专家匆忙转向其他课题，用空论作品代替学术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的逻辑就很简单了：因为1905年革命为1917年革命铺平了道路，1917年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极权政治的胜利，那么20世纪初俄罗斯的所有革命理应受到指责和遗忘。久久金很自然就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君主制难道比共产主义更好吗?[10]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Г.А.阿列克谢耶娃的观点值得一提。[11]她认为，目前很多俄罗斯史学家比西方人走得更远，全面否认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发生的巨大变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公正的，对俄罗斯史学的未来发展十分有害。 二 　　科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不断责难的情况之下，非但没有退缩，而且继续留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同那些过于简单地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论战。同时号召人们克服马克思学说中的教条主义和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