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奉官” 和明成化时代.doc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传奉官”指由司礼等监太监“传奉圣旨”任命的官员，始见于明成化初，泛滥于成化末，延续于弘治、正德间，最多时达四千余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成为明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特现象。本文依次考察了传奉官现象的出现及结局、传奉官的社会身份及地域性职业特征、造成传奉官现象发生的社会的与个人的因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认为：传奉官现象以不合理乃至荒诞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合理需求、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发展、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虽然传奉官在嘉靖初被废止，但其带来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却不可逆转地被普遍接受。 关健词：传奉官 成化时代 明代社会 明代前期的“严肃冷酷”和后期的“自由奔放”，不仅仅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甚至也成了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大众话题。但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明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中期断裂。明宪宗成化时代是一个几乎被研究者遗忘的时代，但恰恰又是明代历史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转型时代。本文所讨论的“传奉官”，也是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反映出成化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社会的历史走向。 一、成化时期的“传奉升授”及其结局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二十六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传奉升授”，或简称为“传奉”、“传升”。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这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匠人，所生产的器物构思精巧、做工精致，但机构品级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由于所授为品秩极低的匠官，而工匠授官在永乐、正统时已有先例，所以，尽管姚旺的传升实际上开了“传奉升授”的先河，其本人也成了明代第一位传奉官，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关注。 八天之后，再次由宦官“传旨”，为太医院御医施安、医士黄?等十一人升官加俸。由于太医院专业性强，历来由医家子弟供职，根据资历和功劳升迁，施安等人都在英宗病重期间出了力，所以虽然一次传升多人，当时也无人在意。 但接下来的一次传升开始引起人们的疑惑。成化元年七月，太监傅恭“传奉圣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敩、任杰三人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姚旺传升的是品官中最低级别的匠官，施安等人则是在本系统内升迁，且只升一至二级。李景华三人则通过传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从九品的文思院副使到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一次升了四级。二是文思院副使属“杂职”，为技术匠官，中书舍人是“清要”，为文学侍臣，二者之间不啻天壤。如由吏部铨选，这种事情便难以发生，但经过传奉升授，则“以杂流躐升清华之职”。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许人们仍然不会去关心姚旺、施安乃至李景华们的升迁。但事态的发展，令时人瞠目结舌。 姚旺之后，成化二年(1466)十月，传升工匠徐瑞为锦衣卫所镇抚、朱贵为营缮所所丞。从此，文思院、营缮所、锦衣卫成为工匠通过“传奉升授”获取职位的三个主要机构或系统，其中又以文思院为甚。成化六年十月，一次传升御用监工匠杨玘等十六人为文思院副使；八年七月，更一次传升工匠张定住等三十人为文思院副使。 工匠的传升成了京师一大奇观。 天顺八年十月，传升道录司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并给诰命。道官的传升由此开始。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司礼监太监黄赐“传奉圣旨”，一次升道士胡守信等十五人官，其中既有在道录司任职的道士，也有京师灵济、朝天、延祐等宫观的道士。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又是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升京师大隆善护国寺番僧班卓儿藏卜为灌顶大国师，大能仁寺番僧结瓦领占为禅师、锁南舍辣为右讲经。继工匠之后，番汉僧道官也成了京师奇观。 成化二年十月，多年来在内阁及御用等监为书办官的凌敏、汪容等十一人分别传升为尚宝司卿、光禄寺少卿、大理寺评事等官。成化八年十二月，命儒士杜昌于内府写书；次年十一月，传升杜昌为鸿胪寺序班。传奉升授成了儒士、监生、生员及其他读书人在科举之外的又一入仕途径。 成化六年十一月，传升司礼监太监怀恩之侄马瑛为锦衣卫百户。这是宦官家人传升之始。成化八年五月，传升武骧卫勇士陈逮等三人为试百户，腾骧、锦衣诸卫千百户武海等八人世袭带俸。这是军士、军官传升之始。其后均难以遏止。 成化三年七月，传升监察御史章璠为太仆寺少卿。这是“科举正途”官员传奉升授的首例。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司礼监太监怀恩“传奉圣旨”，同时传升掌管官员选任升授的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尹旻和儒士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