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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 对国家或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 伍晓鹰 《比较》2014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01 日 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理论通常使用生产函数的概念 （即产出与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解释前工业 化国家如何摆脱传统农业经济的束缚，开始走上现代工业化的道路，再经历教科书上根据概念化了的 “事实”所定义的一系列主 “阶段”，最后完成工业化。然而经济史表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普遍适用 于各国的工业化道路或模式。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使各国工业化道路产生显著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国家在工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关制 度，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或重新塑造经济发展的过程 （Maddison，1970）。然而，各国工业化道路各异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共同的经济学规律，不存在内 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目的是用经济学概念和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重新思考中国的百年 工业化道路，焦点是理解国家或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文献中已经有很多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独特性的研究著述，从不同角度探讨了 从洋务运动、民族工业到官僚资本，再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但是从来还 没有一个逻辑一致的、同时能以经验数据做支持的、对迄今为止逾百年的中国工业化历程的经济学解 释。对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很多时候是被当作“特例”或者“奇迹”来研究。在一些研究者 割断历史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历史片段牵强附会地粘接起来。 本文中提出的思考基于我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的一些初步发现。首先，基于一组新建立的宏观经济数据库， 我发现中国在1950年代的增长、生产率以及资本回报的表现都超乎寻常得好。这似乎在印证曾经流 行的一个观点，即1950年代是“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年）是出色的 （见下文图3和图4），后来从“大跃进” （1958—1959年）开始才每况愈下。这种观点肯定是没有 逻辑的。我们知道“一五”是国家以苏式计划经济模式强制推行重工业化，在经济政策上全面忽视比较 优势的开始（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6）。再有，我的以现代工业主要产品（加权的产品集）为 基础建立起来的、从20世纪初开始的百年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它显示，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振荡，战争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冲击，中国百年来工业化 的基本路径并没有改变。一次严重的冲击或振荡可以暂时终止工业增长或者让其倒退，但是之后它还 是回到这个路径上来，持续一个高达近8%的年均增长率。这些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 的“特殊性”。 1 我在本文提出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并非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具有与众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和思想遗产以及制度传统，而是因为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中 国打开国门以来，国家在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持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同政权下 的中国政府，在这段历史中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以远远凌驾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影响或主导了 中国工业化的方式和方向，塑造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虽然政权在更迭，政府在变换，但是这种由国 家力量所造成的对工业化道路的影响，却在不断地积累着。因要素成本扭曲和资源错配所滋养的利益 集团和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不断努力维护着既有的方向，延续和强化着已经建立的高速低效的增长路 径。 在下面的正文中，我首先从讨论政府在工业化中的行为开始，探讨造成政府对工业化方向与进程 进行干预的主要诱因。在第二部分，我用印度自独立后至今以人均(PPP)GDP测算的经济增长表现为 参照，观察以同样方法测算与其平行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反常表现”，即1950年代的超常表 现以及此后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再由此提出我的中国工业化路径依赖假说。第三部分从中国近代工 业化历史的角度，以我所建立的中国百年工业增长曲线为中心，初步验证我的路径依赖假说，同时探 讨导致路径依赖的因素以及维持它的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我的“高速低效路径依赖”假说， 即由国家主导、由强势政府推动的工业化必然被锁定在高速度和低效率的路径上。在第四部分，使用 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数据库，我试图对整个计划时期和改革时期的经